向我解释说这确实是既能征服反抗的农民，又能得到几乎免费的劳动力的一种手段。无论在哪里，强制劳动，实际上就是监狱。可是，如今农民已经归顺于新政府，战争也已胜利，本以为情况已有好转，没料到情况愈来愈糟。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了每一个事实、每一个数字、每一份证词、每一种推测；即使尽可能地估计夸大和捏造事实的成分，也确确实实存在着绝对确凿的真实因素。集中营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最终有步骤地导致了一个无产阶级中受剥削最重的阶层的产生，他们不是用劳动惩治罪恶，而是把劳动人民当作罪犯，赋予自己剥削他们的权利。

    “那么，您怎么办呢？”我们离开园子去厨房吃东西时我问道。

    “我不知道。”罗贝尔答道。

    斯克利亚西纳的意思，显然是让罗贝尔帮助他将这些事实公布于众。我觉得谁也没有权利掩盖这些事实。我带着几分责备的口气问道：

    “您不知道？”

    “不知道。”

    “每当事关您自己，甚或事关革命解放联合会，您总是毫不犹豫地承担许多事情，这我理解。”我说，“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要是不尽最大可能反对这些集中营，那就是同谋！”

    “我不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采取什么决定。”罗贝尔说，“首先，我需要补充材料。”

    “要是补充材料也证实了我们刚才得知的一切，那您怎么办？”我问道。

    他没有回答，我不安地打量着他。保持沉默，这意味着他准备容忍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这也就意味着否定他解放以来所从事的一切事业：革命解放联合会、他写的文章以及他正在修订的论着。

    “您向来希望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一个革命者。”我说，“作为知识分子，您承担了某些职责，其中一条就是要讲真话。”

    “容我考虑考虑。”他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们默默无言地吃罢了饭。平常，他特别喜欢在我面前向自己提出种种问题。现在这般苦思冥想，闷声不吭，心绪该是多么不宁啊。我也一样，劳改营或死亡营，两者显然有几点差别。但是监狱就是监狱，关押在其中的那些人，我看见他们一个个都像被囚禁在纳粹集中营里的人一样抬着畸形的额头，张着疯狂的眼睛。而这一切竟发生在苏联！

    “我不想工作。咱们去散散步吧。”罗贝尔建议道。

    我们穿过了村庄，登上高地。高地上遍地是即将成熟的麦子和花满枝头的苹果树。天有点儿热，但还不算太热；几朵小小的云彩像彩球似的在天上滚动；村庄隐约可见，那面包色的屋顶、褐色的墙壁和小小的钟楼远远在望；大地仿佛是专门为人类创造，幸福似乎人人可及。罗贝尔好像听见了我内心的低语，突然说：

    “忘记这个世界是多么严酷是很容易的。”

    我惋惜地说：“是呀，是容易。”

    我是多么希望轻易忘掉这一切啊。斯克利亚西纳为何来扰乱我们的生活？但是，罗贝尔想到的并不是集中营。

    “你跟我说若我保持沉默，就是当集中营的同谋。”他说道，“可是，一旦我仗义执言，我又成了苏联之敌的同谋，也就是说成了所有那些想维持世界现状之人的同谋。那些集中营确实是件可怖的东西，但决不能忘记恐怖处处存在。”

    他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描绘历史的画卷和社会的总蓝图并非他之所好，然而在这天下午，当他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之时，世界的全部灾难降临到阳光灿烂的乡村：法国无产阶级的困苦、贫穷和绝望，西班牙、意大利的苦难，从中国到印度这些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被奴役、饥荒和瘟疫等等。千百万的人们就在我们身边慢慢地死去，他们从未有过真正的生活，连苍天都为他们的死亡而变得一片昏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