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么了？要是你认为那些集中营与我无关，那你就错了。”

    “恰恰相反。”我说，“我今天才意识到一遇到什么事情就忧虑不安，这真不该。事情也没有那么重要，它们都在变化，都会有个头，说到底谁都会死的：一了百了。”

    “啊，这只不过是逃避问题的一种方法。”罗贝尔说。

    我打断了他的话：“除非问题本身就是逃避事实的一种方法。显而易见，”我补充道，“当人们认定生命才是真实的，那死亡的念头便似乎是一种逃避。但是，反言之……”

    罗贝尔摇摇头：“两者有差别。人们是用活着来证明他所选择的是相信生命；如果人们真心相信惟有死亡是真实的，那他就应该自杀。实际上，自杀也决不拥有这种意义。”

    “人们继续活下去也有可能是因为糊涂和怯懦。”我说，“这样活着最容易不过了。但是这绝对证明不了任何东西。”

    “首先，自杀很难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罗贝尔说，“再者，继续活着，决不仅仅是继续呼吸。谁也不可能永远无动于衷。你有你之爱，你也有你所恨，你愤慨，你赞美，这就要求你承认生命的价值。”他轻轻一笑，“我是安宁的。我们就集中营，就其他的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争论。面对令你痛苦的某些事实，你和我，和所有人一样都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你便逃避到一种普遍的怀疑主义之中去，但是这不是心甘情愿的。”

    我没有作答。显然，我明天又会讨论许多东西，但是，这就证明了他们在我眼里已经不再显得无关紧要了吗？倘若如此，我也许会又重新开始自己欺骗自己。

    第二个周六，纳迪娜和朗贝尔来到了圣马丁。他们俩似乎不再那么和睦，吃晚饭时，纳迪娜没有开口说话。朗贝尔两天后就要去德国调查苏联管辖区内的集中营的事情。罗贝尔和他一致避免谈及问题的实质，但却热烈地商谈着调查的具体方法。

    喝咖啡时，纳迪娜发作开了：

    “这件事情纯属荒诞！那些集中营当然存在。这可耻，但也必不可少：社会就是如此嘛，谁也无能为力！”

    “你总是轻易表态！”朗贝尔责备地瞪了她一眼，“摆脱那些让你痛苦的事情，你可真有本事！”

    “可是你，你总不表态！”纳迪娜挑衅地说，“算了吧！你是巴不得对苏联有坏的看法！这样你就可以去游、去逛、去显示你自己多了不起：这多好。”

    他一耸肩膀，当时没有答腔，可夜里他们俩准在小屋里吵过了。第二天，纳迪娜带着一本书在起居室里呆了一天，可书却一页也没有读。找她说话也是白搭：她对我爱搭不理。晚上，朗贝尔在花园里叫她，她动也没有动一下，朗贝尔便进了屋：

    “纳迪娜，该走了。”

    “我不走了。”她说，“我只要明天上午10时到《警觉》杂志社就行了。”

    “可我告诉过你我今晚得回巴黎去，我要去见一些人。”

    “那就去见呗。这你又用不着我。”

    “纳迪娜，别发蠢了！”他不耐烦地说，“我只跟他们在一起呆一个小时。我们说定一起去中国餐馆的。”

    “我改变主意了，你也有过吧。”纳迪娜说，“我呆在这儿。”

    “这是我行前我们最后一个夜晚了。”朗贝尔说。

    “这是你自找的！”她说。

    “那好，明天见。”他粗声粗气地说。

    “明天我忙着呢。等你回来见。”

    “噢！要是你愿意，就永远别见。”他气呼呼地嚷叫道。

    他关门而去。纳迪娜看了我一眼，也开始嚷叫了起来：“千万别骂我错了，什么也别对我说，我知道你会对我说些啥，那跟我无关。”

    “我还没有张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