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要是他们一开始谈论起他们的战争来，那我们就别想有个完！”多萝茜说。

    三个人的脸上闪现出兴奋的神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们对法国抱有不可怀疑的好感，可对自己的国家却没有一丁点儿好意。听着他们的谈话，我心里并不舒服。他们谈论的是他们的战争，我们只不过是一种荒唐可笑的借口而已。他们对我们具有负疚心理，就好像一个男人面对一个弱女子或一个走投无路的野兽可能会产生的良心上的不安。他们用我们的历史制作了一个个蜡人神话。等他们好不容易静下来，伊夫琳声音懒洋洋地问我：

    “现在巴黎怎么样？”

    “处处都是美国人。”我答道。

    “这好像并不让您高兴嘛？”刘易斯说，“多么无情无义的民族啊！我们让他们喝足了奶粉，灌够了可口可乐，到处都开着我们的坦克，可却不拜倒在我们的脚下！”他哈哈大笑起来：“希腊、中国、法国，我们援助啊，援助，太傻了。那都是些不讲实际的民族。”

    “您觉得这可笑吗？”多萝茜咄咄逼人地问道，“多迷人的幽默！”她一耸肩膀：“等我们向全地球投放了原子弹，刘易斯还会开几个黑色的玩笑，让我们好好开开心的。”

    刘易斯乐呵呵地看着我：“遇事笑总比哭好，这不是一个法国人说的吗？”

    “现在的问题不是哭还是笑，而是要行动。”多萝茜说。

    刘易斯遂换了一副面孔：“我投票赞成华莱士，我为他说话。您还要我再做什么？”

    “您知道我对华莱士的看法。”多萝茜说，“那个人永远也建不成一个真正的左派政党，他只不过给那些需要以廉价买回良心安宁的人用作了托词。”

    “我的上帝！多萝茜，”威利说道，“一个真正的左派政党，并不是刘易斯或我们中间的哪个人可以创立的……”

    “但是，”我说，“与你们持同样看法的人为数众多，你们就没有办法组成一个团体？”

    “首先，我们的人越来越少，”刘易斯说，“其次我们都是被孤立的。”

    “特别是您觉得冷嘲热讽要比试图做点事适意得多。”多萝茜说。

    刘易斯这种不动声色的冷嘲热讽也时常令我气恼。他头脑清醒，具有批评的目光，有时甚至愤世嫉俗，但是，他谴责美国的那种种缺陷与恶疾，在他身上一应俱全，而且紧密相联，就像病人与病魔，流浪汉与污垢一样密不可分。正因为这一原因，我才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本人就是一个同谋犯。我突然想起他总责怪我没有把他的国家当作自己的国家，可他自己却决不在我的祖国扎根。这明明是一种狂妄自大。“我决不成为一个美国女人！”我在心底抗议。他们继续争论不休，我有趣地在一旁捉摸这个义愤填膺的科莱特-博多施到底是从哪儿闯入了我的心底。

    伯特又开车把我们送回住处，刘易斯温情脉脉地把我搂在怀里：“这一天您过得愉快吗？”

    他这副温柔的笑脸向我暗示了该怎么回答，可我心情到底如何，没有谁会感兴趣。

    “十分愉快。”我答道，紧接着又说了一句，“多萝茜多么咄咄逼人！”

    “她很不幸。”刘易斯说道，思虑片刻：“弗吉尼亚、威利、伊夫琳都不幸。您和我差不多还算自在，真是莫大的幸运。”

    “我并不太自在。”

    “您也有不自在的时刻，谁都一个样。可这并不常有。”

    他说话如此自信，我无言作答。他接着说：“他们或多或少都是奴隶。不是丈夫的奴隶，就是妻子的奴隶，或者儿女的奴隶。”这就是他们的不幸。

    “去年，您跟我说过您希望结婚。”我说。

    “有时候确实想过。”刘易斯笑了起来：“可一旦与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