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

    “我也知道。”我说，“我猜想这由来已久。很可能是因为您经历过一个过分痛苦的青年时代的缘故，大概您的童年也是原因之一。”

    “啊！别给我进行精神分析了！”他笑着说道，但已经处于戒备状态。

    “不，别害怕。可我清楚地记得，两年前在德丽莎俱乐部，我想把戒指还给您独自去纽约城，您事后对我说：‘我竟然无法说出一个字来……’”

    “我是说过这话！您的记忆力真好啊！”

    “是啊，我的记忆力是好。”我说道，“可这帮不上忙。您不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做爱时一句话也没有说，您几乎显出一副敌视的模样，我说了一句：‘您对我至少有点儿友情吧？’您往墙边一缩，回答我说：‘有点儿友情？可我爱您！’”

    我模仿着他那高傲的声音，刘易斯哈哈大笑起来：“这显得荒谬吧？”

    “您当时就是用这种声调说的嘛。”

    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声调轻巧地低语道：

    “也许我还爱着您。”

    若在几个星期前，我会对这句话如获至宝，试图从中萌发出一线希望。然而现在它在我心间没有引起反响。刘易斯对自己的精神状态提出疑问，这是很自然的事，人们任何时候都可以玩弄字眼。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事已经了结了，他心里清楚，我心里也同样明白。

    最后几天里，我们没有谈论过去和未来，也没有谈我们的感情。刘易斯人在这儿，我呆在他的身旁，这就足够了。既然我们再也不索取什么，因此也就不会拒绝我们任何东西，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我们得到了满足。我们可能确实得到了满足。临行的那天夜里，我说：

    “刘易斯，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不再爱您，可我知道只要我活着，您就永远在我心间。”

    他把我紧紧地贴在他身上：“只要我活着，您也永远在我心间。”

    我们还会相见吗？我再也不能这样问自己了。刘易斯把我送到了机场，他匆匆地亲了我一下，在进口处前离开了我，我心间一片空白。临登机前，一位雇员交给我一只硬纸盒子，里面摆着一大朵兰花，兰花上铺着一层丝纸。等我到了巴黎，这花还没有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