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他有时想，待长毛平定之后，在老家再盖一栋房子，这栋房子里典藏皇上的封诰和赐物，以及自己这些年所写的奏折底本、诗文日记和家中的图书，就将这栋房子命名为“八本堂”，把这“八本”之说刻在堂上，让它与皇恩和文册一起，传给子孙后代，永保曾氏家道兴旺。内容和声调都使他满意，曾国藩继续写下去。

    他想起去年出山前与郭嵩焘的对话。对！必须打起卫道的旗帜，以卫道保教来争取人心，特别是要激起普天下读书人的公愤。

    曾国藩写道：

    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也。

    他觉得这段写得很好，很有力量，是自己心中感情的真切流露，也为天下斯文之辈说出了久蓄于胸的义愤。接下去，曾国藩再将洪杨烧学宫、毁孔子木主，污关帝岳王像，坏佛寺道院城隍社坛等话写了一段，他要以此激起全社会对太平军的仇恨。最后，曾国藩宣布自己“奉天子命，统帅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并号召各方人士支持他。对这些人，或以宾师相待，或将奏请优叙，或授官爵，而反戈者将免死。如果谁“甘心从逆，抗拒天诛”，那么“大兵一压，玉石俱焚”。

    全文写完后，曾国藩通篇再读一遍，读着读着竟大感失望了。这篇写成的文字，与他盘腿坐在床上所想的那篇檄文，相差太远了。无论从气魄上，还是从行文上，都比骆宾王的《讨武氏檄》大为逊色。“超过”云云，从何谈起！既缺乏“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的气势，又没有“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的悲愤，更没有“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那样震烁千古的结尾警句。曾国藩翻来覆去地修改了几遍，一直到鸡叫，仍不能满意。他无可奈何地叹道：“看来这檄文，已让骆宾王登峰造极了，后人竟无可超过。”说罢又摇摇头，不服气地想：世上哪有不能超过的事！昌黎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莫非我的气势不如骆宾王？骆宾王不过一文人，自己堂堂三军统帅，反不如他！曾国藩百思不解，直到远远近近的鸡一齐叫起来，天已蒙蒙发亮，他才疲倦地放下笔，动手前的那股激奋情绪已消失大半了。

    檄文写好之后，曾国藩命大量誊抄，四处张贴，务使闹市僻壤，人人皆知。办好这件事后，曾国藩又开始考虑另一件大事。

    水陆两支人马，再加上夫役在内近二万人，一旦开出衡州，全力以赴的事，必将是行军打仗。曾国藩心想，自己的主要精力也将要摆在克敌制胜方面，因而必须建立一个类似朝中内阁那样的机构，处理诸如发放文书、调配粮草银钱、采买军需给养等日常事务。这个机构以供应粮草为主，曾国藩给他取名为粮台。粮台下设八个所。文案所负责处理上下左右往来文书；内银钱所负责调配安排湘勇内部水陆各营的银钱；外银钱所负责收发朝廷及各省各地拨、援、捐等银钱；军械所负责采买随军所用的各种器械，如军服、帐篷、马匹等；火器所专门负责采买以大炮为主的各种火器；侦探所负责情报侦探、军报传递；发审所负责处理勇丁内部以及勇丁与百姓之间发生的各种冲突案件；采编所专门采集编辑湘勇官兵忠义孝悌的材料上奏朝廷，以便奖掖忠良，激励士气；粮台委托黄冕、郭昆焘为总管；同时，还在衡州设一捐局，接纳各地绅商的捐助，此事便委托给内兄欧阳秉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