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

    安娜回俄国的目的之一是看她儿子。从她离开意大利那天起，这个会面的念头就无时无刻不使她激动。她离彼得堡越近，这次会见的快乐和重要性在她的想像里就更增大了。她连想也没有去想怎样安排这次会见的问题。在她看来，和她儿子在一个城市里的时候，她去看他是非常自然而简单的。但是一到彼得堡，她就突然清楚地看到她现在的社会地位，她了解到安排这次会见并不是容易的事。

    她在彼得堡已经有两天了。要看她儿子的念头片刻都没有离开过她，但是她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他。一直到家里去吧，在那里也许会遇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她感觉得她没有权利这样做。她也许会遭到拒绝和侮辱。写信去和她丈夫联系吧——她一想起来都觉得痛苦：只有不想起她丈夫的时候她才能平静。打听她儿子什么时候出来，在什么地方散步，趁他散步的机会见他一面，在她是不满足的；她为这次会面作了那样久的准备，她有那么多的话要和他说，她是那么渴望着要拥护他，吻他。谢廖沙的老保姆一定可以帮助她，教她怎样做。但是老保姆已经不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家里了。一面犹疑不决，一面努力寻找保姆，两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听到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和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安娜在第三天决定给她写一封信，那是煞费苦心的，在信里她故意说允不允许她见她的儿子，那就全仗她丈夫的宽大。她知道要是这封信给她丈夫见到，他会继续扮演他那宽宏大量的角色，不至于拒绝她的请求。

    送信去的信差给她带回来最残酷的、意想不到的回答，那就是没有回信。她唤了信差来，听到他详细叙述他怎样等待了一阵，后来又怎样有人告诉他没有回信，当她听到这个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感到像这样的屈辱。安娜感觉自己受了侮辱和伤害，但是她知道利季娅·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从她自己的观点看来是对的。她的痛苦，因为得单独一个人忍受的缘故，就更加强烈了。她不能够而且也不愿意使弗龙斯基分担这种痛苦。她知道，虽然他是她的不幸的主要原因，但她去看她儿子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会是一件很不重要的事情，她知道他决不可能了解她的痛苦之深，要是一提到这件事他露出冷淡的口气，那她就会恨起他来。而她惧怕这个，甚于世界上任何事情，所以凡是牵涉到她儿子的事情她都隐瞒住他。

    她一整天在家里考虑着去看她儿子的方法，终于决定了写封信给她丈夫。她把信写好的时候，就接到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来信。伯爵夫人的沉默使她感到压抑，但是这封信，她在字里行间所读到的一切，却是这样激怒她，这种恶意和她对她儿子的热烈的、正当的爱比较起来是这样地令她反感，使得她愤恨起别人来，不再谴责自己了。

    “这种冷酷——这种虚伪的感情！”她自言自语。“他们不过是要侮辱我，折磨我的小孩，而我一定得顺从吗？决不！她比我还要坏呢。我至少不说谎话。”于是她立刻决定在第二天，谢廖沙生日那天，她要直接上她丈夫家去，买通或是骗过仆人，但是无论如何要看到她儿子，要打破他们用来包围这不幸的小孩的可恶的欺骗。

    她坐车到一家玩具店里买了玩具，想好了行动计划。她要在早上八点钟去，那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定还没有起身。她得在手头预备下给门房和仆人的钱，这样他们会让她进去。不揭开面纱，她就说她是从谢廖沙的教父那里来给他道贺的，并且说嘱咐了她把玩具放在他的床头。她只没有想好她要对她儿子说的话。她尽管想了又想，但是还是想不出什么来。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安娜从一辆出租马车里走下来，在她从前的家的大门前按了铃。

    “去看看什么事。是一位太太，”卡皮托内奇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