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徒’的桎梏下受罪的传说。人们听到自己弟兄们的苦难，就发言了。”

    “也许是这样，”列文搪塞说，“但是我可看不出来。我自己也是人民，可是我却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我也没有，”公爵说。“我住在国外，并且看到报纸，可是我得承认，直到保加利亚惨案以前，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俄国人突然之间这样爱起他们的斯拉夫弟兄来，而我对他们却没有丝毫的感情。我非常伤心，认为我是一个怪物，再不然就是卡尔斯巴德的泉水在我身上发生了影响！但是回来以后我就放下心来，我看到只关心俄国，却不关心他们的斯拉夫弟兄的，除了我还有别人。康斯坦丁就是一个！”

    “在这种事情上，个人的意见算不了什么，”谢尔盖·伊万内奇说。“当全俄国——全体人民——表示了愿望的时候，那就不是个人意见的问题了。”

    “不过请原谅，我没有看出这一点来。人民也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公爵说。

    “不，爸爸！……怎么不知道？上星期日在教堂里不是还讲过吗？”多莉说，她一直听着这场谈话。“请递给我一块毛巾，”她对带着微笑望着孩子们的老人说。“不可能所有的人都……”

    “但是星期日教堂里讲过又有什么呢？牧师是奉命宣读的。他宣读了。他们却什么都不明白，像往常传道的时候那样叹着气，”公爵接着说下去。“后来有人对他们说，为了拯救灵魂，教堂要募捐，于是他们就每人掏出一个戈比献上去。

    但是为了什么，他们就不知道了！”

    “人民不能不知道的；人民总是意识到自己的命运的，像目前这种时候，这种意识就会表现出来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肯定地说，瞥了那个养蜂的老头一眼。

    这个漂亮的老头，长着花白胡子和浓密的银发，手里端着一碗蜂蜜动也不动地站着，挺着魁伟的身躯和善而宁静地俯瞰着这些绅士，显然他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也不想弄明白。

    “事情就是这样，”他说，听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他意味深长地摇了一下头。

    “是的，你最好问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什么也不想，”列文说。“你听说战争的事了吗，米哈伊雷奇？”他对那个老头说。“他们在教堂里讲了些什么？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应该为基督教徒打仗吗？”

    “何必要我们来想？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皇上都替我们考虑到了，一切事情他都会替我们想的。他比我们看得清楚。我再拿点面包来吗？再给这小男孩一点吗？”他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指着吃完了面包皮的格里沙。

    “我用不着问的，”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我们看见过，现在还看见成千成百的人牺牲一切来为正义效劳，这些从俄国各个角落来的人坦率而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他们捐献了自己的一点钱，或者是亲自去，而且爽快地讲明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照我看来，”列文说，开始激动起来，“在拥有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永远可以找到不是千百个，像现在这样，而是千千万万失去社会地位和不顾一切的人，他们哪里都乐意去——加入普加乔夫①一伙，或者到基辅，或者到塞尔维亚去……”——

    ①普加乔夫（约1742—1775），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农民起义的领袖。

    “我告诉你，不是千百个，也不是不顾一切的人，而是人民中最优秀的代表！”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恼怒得好像他在保护最后一点财产似的。“还有捐款呢？在这上面无论如何全体人民已经直接表示了自己的意志。”

    “‘人民’这个字眼太不明确了，”列文说。“地方上的文书、教师和千分之一的农民，也许都还知道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