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两封密书，大将军蒙恬的脊梁骨发凉了。

    旬日之前，胞弟蒙毅发来一封家书，说他已经从琅邪台“还祷山川”返回咸阳，目下国中大局妥当，陇西侯李信所部正在东进之中；皇帝陛下风寒劳累，或在琅邪歇息些许时日，而后继续大巡狩之旅。密书最后的话语是耐人寻味的：“陛下大巡狩行将还国，或西折南下径回秦中，或渡河北上巡视长城，兄当与皇长子时刻留意。”蒙恬敏锐过人，立即从这封突兀而含混的“家书”中，嗅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息。没有片刻犹豫，蒙恬立即来到了监军皇长子扶苏的行辕。

    自去岁扶苏重新北上，皇帝的一道诏书追来，九原的将权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变化轴心，在于扶苏不再仅仅是一个血统尊贵的单纯的皇长子，而已经成为皇帝下诏正式任命的监军大臣了。列位看官留意，整个战国与秦帝国时代，大将出征或驻屯的常态，或曰体制，都是仅仅受命于君王兵符的独立将权制。也就是说，主将一旦受命于君王而拜领兵符，其统军号令权是不受干预的，军中所有将士吏员都无一例外的是统兵主将的属员，都得无条件服从主将号令。其时，监军之职完全是因人而异的临时职司，在整个战国与秦帝国时期是极少设置的。监军之普遍化或成为定制，至少是两汉三国以后的事情了。此时，始皇帝之所以将扶苏任命为九原监军，本意并非制约蒙恬将权，而是在皇帝与事实上的储君发生国政歧见后对天下臣民的一种宣示方略——既以使扶苏离国的方式，向天下昭示反复辟的长策不可变更；又以扶苏监军的方式，向天下昭示对皇长子的信任没有动摇。蒙恬深解皇帝意蕴。扶苏更体察父皇苦心。是故，九原幕府格局虽变，两人的信任却一如既往，既没有丝毫影响军事号令，更没有任何的龃龉发生。唯一的不同，只是扶苏的军帐变成了监军行辕，格局与蒙恬的大将军幕府一般宏阔了。

    虽然如此，蒙恬还是忧心忡忡。

    蒙恬之忧，不在胡人边患，而在扶苏的变化。自重回九原大军，扶苏再也没有了既往的飞扬激发，再也没有了回咸阳参政期间的胆魄与锋锐。那个刚毅武勇信人奋士的扶苏，似乎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蒙恬与将士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深居简出郁闷终日且对军政大事不闻不问的扶苏。有几次，蒙恬有意差遣中军司马向扶苏禀报长城修筑的艰难，禀报再次反击匈奴的筹划进境，或力请监军巡视激励民力，或请命监军督导将士。可扶苏每次都在伏案读书，每次都是淡淡一句：“举凡军政大事，悉听大将军号令。”说罢便再也不抬头了。蒙恬深知扶苏心病，却又无法明彻说开。其间顾忌，是必然地要牵涉皇帝，要牵涉帝国反复辟的大政，甚或要必然地牵涉出储君立身之道。凡此等等，无一不是难以说清的话题。蒙恬纵然心明如镜，也深恐越说越说不清。毕竟，蒙恬既要坚定地维护皇帝，又得全力地护持扶苏，既不能放弃他与扶苏认定的宽政理念，又不能否定皇帝秉持的铁腕反复辟长策。两难纠缠，何如不说？

    更何况，蒙恬自己也是郁闷在心，难以排解。

    扶苏回咸阳参政，非但未能实现蒙恬所期望的明立太子，反而再度离国北上，蒙恬顿时感到了空前沉重的压力。其时，帝国朝野都隐隐将蒙恬蒙毅兄弟与皇长子扶苏看做一党。事实上，在反复辟的方略上，在天下民治的政见上，扶苏与蒙氏兄弟也确实一心。李斯姚贾冯劫顿弱等，则是铁腕反复辟与法治天下的坚定主张者。以山东人士的战国目光看去，这便是帝国庙堂的两党，李斯、蒙恬各为轴心。蒙恬很是厌恶此等评判，因为他很清楚：政道歧见之要害，在于皇帝与李斯等大臣的方略一致，从而使一统天下后的治国之道变成了不容任何变化的僵硬法治。此间根本，与其说皇帝接纳了李斯等人的方略，毋宁说李斯等秉持了皇帝的意愿而提出了这一方略。毕竟，一统帝国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