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侍中送来了二世胡亥在李斯上书之后批下的问对诏书，全然一副严词质询的口吻：“丞相上书何意哉！朕不明也。夫赵高者，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絮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毋疑也。”

    李斯越看越觉心头发凉，愣怔半日回不过神来。二世皇帝的回答太出乎李斯的意料了，非但没有丝毫责备赵高之意，且将赵高大大褒奖了一番，将皇帝对赵高的倚重淋离尽致地宣示了一番，太失常理了！以寻常君道，即或是平庸的君主，面临一个领政丞相对一个内侍臣子的怀疑追究，纵然君主倚重这个内侍，至少也得交御史大夫府案验之后说话，何能由皇帝立即做如此分明的判定？因为，任何一个大臣都有举发不法逆行的职责与权力，此所谓言权也。若以二世胡亥所言，李斯的上书完全可以看做诬告举发，全然可以反过来问罪于李斯。世间还有比这般行为更为荒谬的事体么？一心谋国，反倒落得个疑忌用事之臣，当真岂有此理！

    列位看官留意，李斯的这件上书与胡亥的这件批示诏书，全然是相互错位的历史滑稽戏也。以李斯而论，胡亥分明是个昏聩不知所以的下作皇帝，李斯却偏偏将其当做能接受直谏的明君或常君对待，每每以正道论说对之，无异于缘木求鱼也。以韩非《说准》，说君的轴心法则便是“非其人勿与语”——不是明君雄主，便不要与之谈论为政大道。李斯恰恰反其道而行之，“非其人而与语”，硬纠缠着一个下作昏君听自己的苦心谋国之言，结果招来一通全然文不对题的斥责之词，滑稽也，怪诞也。李斯是大法家，不能以范蠡式的全身而退的自保术为最高法则，要求李斯做出或退隐去官或不言国事的选泽，那不是战国大争之风，更不是法家大师的风骨。历史要求于李斯的，是正道谋国该当具有的强硬抗争品格，与出色的斡旋能力。不求其如商君护法之壮烈殉身，亦不求其如王翦王贲那般可能的拥兵除奸。然则，至少求其如吕不韦的精妙斡旋与强硬秉持，以及最后敢于结束自己生命以全秦国大局的勇气。然则，李斯没有做到任何一种的铮铮硬骨，而只是絮絮叨叨地力求下作昏君接纳自己，力求下作昏君拒绝奸佞。此等要求苍蝇不要逐臭的作为，实在教人哭笑不得了。

    以实情论之，其时，李斯面前至少有两条路可走。一则是正道：以三公上书为契机，联结冯去疾冯劫章邯等一班功臣老将，大张旗鼓地为天下请命，威逼二世胡亥诛杀赵高改弦更张。以当时天下之乱象，只要李斯敢于奋然呼吁，帝国庙堂很有可能就此改观。二则是权谋机变之道：将赵高比作齐桓公末期的易牙、竖刁两个内侍奸佞声讨之，给赵高设置一个谋逆罪案，公然举发，而后径自秘密拿人立即斩决！依据胡亥后来“恐李斯杀之（赵高）”的担心，可以判定：李斯密杀赵高并非没有能力，而在于敢不敢为。

    不合李斯既不走正道，也不走旁道，偏偏一味地私欲为上迂阔到底，只用胡亥赵高最听不懂的语言说话，自家津津乐道，却遭下作君主无情地一掌掴来。以李斯上书而言，分明要除赵高，说词却全然不着边际：李斯上书所列举者，都是此前战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乱，而此等权臣之乱，至少也得有李斯一般的重臣地位才能发生。赵高无论多么奸佞，无论多么野心，此时也只是一个从老内侍擢升的郎中令，以此等权臣作乱比照赵高，实在不伦不类，正好使赵高反咬一口，说李斯才是田常。也就是说，遇到赵高这般精于权术又心黑手狠的千古奸徒，唯以强力，唯以正道，可成其天敌也！若李斯这般不具强硬风骨，唯图以才具说动下作昏君的童稚举措，注定地要一步步地更深地落入更为卑劣的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