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对秦法的熟悉，深知郑国这种怜悯之心是不允许的，既违“大仁不仁”之精义，又偏离秦法事功之宗旨，自己只要提出反对，秦王一定是会支持自己的。可是，郑国说出的，却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严峻事实：如果因此而引起民众骚乱，岂非一切都是白说？反复思忖，李斯只有苦笑着点头了。如此一来，老百姓便看作了“泾水工地啥人都要，来者不拒”，对官府感激得涕泪唏嘘，处处一片震天动地的万岁之声。

    也是秦国百年积累雄厚，仅仅是关中六座大仓打开，各色粮食便有百万斛之多。无疑，如此巨额支撑河渠工程绰绰有余。向河渠运送“军粮”的大任，秦王交给了老国尉蒙武。蒙武调集了留守蓝田大营的三万步军，组成了专门的辎重营，征发关中各县牛车马车六万余辆，昼夜川流不息地向渭北输送粮草。

    至此，泾水瓠口骤然成了天下瞩目之地。

    李斯与郑国，也骤然感到了无可名状的强大压力。

    李斯的压力，在于对全局处境的洞察。秦国腹地的全部民力压上泾水，意味着秦国没有了任何回旋余地，只许成不许败。河渠不成，则举国瘫痪。当此之时，山东六国一旦联兵攻秦，秦国连辎重民力都难以支应。这是最大的危险。为了防止这个最大的危险，年青的秦王已经兼程赶赴河东大军，与一班大将们商议去了。第二个危险，便是工地本身。目下民心固然可贵，然则，如此庞大的人力紧密聚集在连绵工地，任何事端都有可能被无端放大。县域偏见、部族偏见、家族偏见、里亭村落偏见以及各种仇恨恩怨，难免不借机生发。但有骚乱械斗或意外事件，纵然可依严明的秦法妥善处置，可只要延误了河渠工期，便是任谁也无法承担的罪责。郑国虽是河渠令，可秦王显然将掌控全局的重担压在了李斯肩上。事实上，要郑国处置这些与军政相关的全局事项，实在也非其所长，只能自己加倍小心了。好在李斯极富理事之能，看准了此等局面只有防患于未然，便带着一个精干的吏员班子日日巡视民工营地，事无大小一律当下解决，绝不累积火星。如此几个月下来，李斯便成了一个黝黑精瘦的人干。

    郑国的压力，却在于河渠工程本身。

    作为天下著名水工，郑国面临两大难题：第一是如何铺排庞大劳力，使引水瓠口与四百多里干渠同时完工。第二，是如何最快攻克瓠口这个瓶颈峡谷。就实说，年青秦王亘古未闻的决断，确实激励了郑国，万千秦人对治水的热切，也深深震撼了郑国。治水一生，郑国从来没有梦想过有朝一日能率领一百六十余万之众叱咤天下治水风云。亘古以来，除了大禹治水，哪一代哪一国能有如此之大的气魄？只有秦国！只有这个秦王嬴政！面对如此国家如此君王，郑国实实在在地觉得，不做出治水史上的壮举，自己这个老水工便要无地自容了。

    还在民力开始征发的时候，郑国便生出了一个大胆的谋划：若能在今年秋冬与来年春夏开通泾水河渠，赶在明年种麦之前放水解旱，方无愧于秦国，无愧于秦王。要得如此，便得将全部工程的全部难点事先理清，事先做好施工图，否则，几百名领工的大工师便无处着手。可是，四百多里大渠，有一百六十三座斗门、三十处渡槽、四十一段沙土渠道，要全部预先成图，却是谈何容易！然则，这还仅仅是伏案劳作之难。毕竟，十年反复踏勘，郑国对全部河渠的难点是心中有数的。

    真正的难点，是引出泾水的三十里瓠口。这瓠口，实际上是穿过一座青山的一道大峡谷。这座青山叫做中山，中山背后（西麓）便是泾水，打通中山将泾水引出，再穿过这道峡谷，泾水便进入了干渠。当初，郑国在泾水踏勘三年，才选定了中山地段这个最近最难而又最理想的引水口，并给这道引水峡谷取了个极其象形的名字——瓠口。中山不高不险，却是北方难觅的岩石山体，一旦凿开成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