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不交群臣议决时反而遭受非议。是故，李斯主张禁议论，首先便是废止了最具有传统根基的“下群臣议事”的习惯程式。这便是李斯所说的“禁之便”（禁了有好处）的实际所指。中央国府取消议事传统程式，流播民间的种种议论便没有了强大的传递渠道，帝国决策便很容易保持一致。从当时的情形看，禁议事不能说没有合理性。

    其二，禁止民人私议政事，尤其严厉禁止“以古非今”，明定“以古非今者，（灭）族！”这个民，是朝臣之外的所有民众，其本意目标当然首指士人阶层。就事实而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强权镇压民众言论的重大事件，其负面影响极为深远。然则，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禁令明确指定了非议秦政的具体所指：以古非今。从尊崇革新维护革新的意义上说，它充满了不惜以强大权力维护新政成果的坚定性，最大限度地张扬了战国时代“法后王”的变革精神。但是，禁止议论政治本身，却也开启了思想专制的先河。从史料角度说，尚未发现帝国时期真正因“以古非今”言论而被灭族的记载。这一事实间接地证明：这一法令的威慑意义大于实际执行的强度。

    其三，焚烧史书及民间所藏诗、书，期限为三十天。这一政令的当时含义很清楚：根除攻讦秦政的根基依据。李斯的庙堂对策及其政令，也都同时明确了豁免方面：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此列，官府藏书不在此列，法令典籍不在此列，秦国史书不在此列，各种政令典籍与理财资料（图书计籍）等不在此列。后来的史料证实，这道政令在实施中远远没有政令本身那般彻底。真正的天下典籍，除了藏于洛阳周室的先秦史书损毁最大，可说是基本不存外，其余百家典籍并未损毁多少。主要原因在两处：一则是官府收藏的诸子百家典籍仍在，二则是散布天下的民间藏书不可能被全部收缴。东汉王充的《论衡·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通志·卷七十一》云：“（先秦典籍之丧失）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刘大魁之《海峰文钞·焚书辨》云：“六经之亡，非秦亡也。（秦防儒者）道古非今，于是禁天下私藏诗书百家语，博士之所藏俱在，未尝烧也。”李斯奏对中分明说民间百家语在焚烧之列，何有王充等“不燔诸子”之说？只能说明，这道政令在实际执行中是有着很大的弹性的。毕竟，这道政令的本质目标是与复辟暗潮相呼应的“道古非今”的政治思潮，而不是藏书本身。

    其四，禁私学。春秋战国学术繁荣以至鼎盛，私学之兴起居功至伟。帝国政令禁止私学，对中国文明的杀伤力远远大于“焚书”与“禁议事”两项。因为，这是从根本上遏制了文明源头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私学被禁，名士大家的私学弟子若不散去，便得秘密藏匿于深山大泽，或得改换名目以继续传授学问。后世史家发掘这一方面的史料极少，只有一条记载，这便是《汉书·楚元王传》的记载：“楚元王交，字游……好书，多才艺。少时尝与鲁人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荀子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

    其五，立官学。所谓“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根基在确立官学。立官学，是禁私学的必然补充。但从实际情形看，秦帝国之初正当战国私学传统极其强大之时，官学在事实上也只能是国家设立的博士学宫而已，各郡县尚没有兴办官学之记载。

    帝国政令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通过官学来保持国家政令的统一，来凝聚种种社会思潮。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西方罗马帝国也是以法令为教，以律师为传授教习。两大尚未相通的文明体系，在同一时期采取了本质同一的治理方式，蕴含着何等必须探究的东西，实在值得深思。

    列位看官留意，公元前213年春，始皇帝嬴政禁止并焚烧民间私藏政治典籍，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