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樗里疾消息，冯驩便在商社等得心绪不宁，又担心临淄随时都有出人意料的突变，便匆匆来找商社总事，想听听临淄近日消息。商旅流动不息，消息也连绵汇聚，这便是商社得天独厚的灵便处，也是许多周游士子愿意下榻本国商社的原因。冯驩来到后园总事房，刚到廊下，却猛然一惊，屋中传来清晰话语，一个声音竟是似曾熟悉。

    齐国商社不大，却很是富丽幽静，在咸阳的六国商社中也算是独一无二了。商社不是经商场所，也不是某个商家的私产，而是身在异国的商贾们凑份子建成的公产。这种商社，表面上是接待本国商旅的寓所，实际上最要紧的用处，却是联络本国商旅共谋共议，排解本国商旅间的纠纷，避免进货重复与买卖冲突，对外则尽可能地统一物价，以在秦国大市与他国商人更有力的展开商战争夺。除此之外，商社还有一个隐蔽的使命，便是向本国官府禀报所在国的重大谋划与举动。各国官府与商旅，都将这种消息来源称做“义报”。义报永远都是秘密的，官府不公开赏赐，义报之人也永远不会公然署名。因了这个缘故，义报便有了一个通例：由商社归总拟成密书，由顺路商旅送回。在战国之世，这是各国心照不宣的秘密，谁也不会因了这种秘密而限制商旅往来。毕竟，商旅周流财货，哪个国家也不能拒绝商旅。作为商人，则谁也不会因了这是义报而推委不做。毕竟，国家兴亡是天下大义，四海漂泊的商人也是有根的。因了这种种功能，商社便在事实上成了一国商人在他国的号令中心，仿佛一个国家长驻他国的民间“斥候营”。惟其如此，弱国穷国小国建造商社，便往往是国府暗中出一大半钱，商旅们只在名义上分摊一点儿罢了。但是，商旅众多、实力雄厚的大国商人们，却往往不愿国府染指商社建造，宁肯自己分摊。所为者何来？却也是说法多多，有人说是争个商家名节，有人说为了经商更少束缚，有人说为了不受官场争斗的牵扯，更有人说，是为了避开那些令商旅们头疼的义报。虽说是众说纷纭，但大国商社都是商旅自建，倒也是无一例外。魏国、楚国、齐国、秦国，还有现下的赵国，甚至是卫国与原先的宋国这等国虽弱小却有商旅传统的邦国，商社都是商旅们自建的。

    在所有这些有名的商社中，齐国商社最是威名赫赫。

    从春秋开始，齐国便是有经商风习的大国。管仲首创的“官府国营大市”，使齐国人学会了做买卖，从此商旅之风大开，齐国商旅遍布天下。到了齐威王时期，临淄齐市已经成了与安邑大梁齐名的赫赫商市。齐宣王后期又经苏秦变法，更加之齐国远处东海之滨，蹂躏商旅的大战几乎从来没有在齐国本土发生过，近百年的太平岁月，齐国人的财富几乎是眼看着蒸蒸日上，齐国商人便渐渐地超越了魏商楚商，成了天下举足轻重的商旅大国。

    虽则如此，咸阳的齐国商社却依旧是不显山露水，依旧是秦国迁都咸阳初期建成的那座很不起眼的六进庭院。说它独一无二，这几十年不变便是其一。当咸阳日渐成为最大的商市都会时，其他大国的商社都是翻修改建不断扩地，惟独商旅实力最雄厚的齐国商社，却依然静静地蜷缩在这条林荫覆盖的小街，不可谓不奇。但是，若仅仅是一成不变，齐国商社便也绝不会威名赫赫。

    齐国商社的口碑，是在商战中争来的耀眼光环。

    自春秋开始，华夏商旅便将商事买卖看作兵争一般，所谓“商家争利，犹如战场”，此之谓也。于是，便有了“商战”一说，便有了将兵器（刀）作为货币形制的匪夷所思的创举！便有了大商家以兵法谋略经商的种种奇谋神话。前如越国的陶朱公范蠡，后如魏国由商入政的白圭，便是以兵法谋略经商而致成功的鼻祖人物。进入战国中期，各国大商竞相涌现，楚国猗顿氏、魏国孔氏白氏、赵国卓氏、齐国田氏、郭氏等。商旅谋略更是汪洋恣肆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