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去商於视察了，没有见到漂泊归来的太子嬴驷。

    自从封为商君，商鞅就接连收到商於县令们的“请商君督导书”，并一次次的呈来商於百姓的万民书，请求向商君府缴纳封地赋税。商鞅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他主持变法，最主要的大法之一，便是实行郡县制。这郡县制的前提和基础，便是彻底废除分封割地的贵族世袭制。只是虑及秦国实际状况，才做出了变通，保留了“封地”这种最高封赏形式，却也将爵主与封地的关联最大限度的淡化，明确规定爵主对封地没有治权，更没有征收赋税的权力。实际上，就是将“封地”仅仅作为一种国君封赏的最高名义而保留下来。这一点，商鞅心里最清楚。作为变法强国的策划者与推行者，他获得了国君的最高封号，也获得了与封号相匹配的十三县封地。商鞅也很坦然的接受了封号封地，这是因为他很清楚，这只是国家功臣的最高名号，而不是实际领地。在“奖励军功，奖励农耕”成为国家激励朝野的最有力法令时，自己若第一个坚决推辞爵位奖励，还有谁敢心安理得的接受国家赐封？

    那样做，虚伪的道义将逐渐淹没法制的严明，秦国朝野又会被弄得无所适从。作为彻底的法家，卫鞅最厌恶那种“有功惜赏，有罪施仁”的迂腐国策，那是熄灭坚刚、滋生懦弱的温吞水。他非常自觉、非常明确的在秦国实行重奖重罚，有功不惜赏，有罪不施仁，法行如山，朝野一体。商鞅坚信，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激励人们为国立功的勇气与激情，才能最大限度的抑制、摧毁人们本性中潜藏的犯罪恶欲。这正是他反复向吏员们说的“大仁不仁”的道理，也是他坚决反对儒家“仁政”的根本点。在法制推行中，商鞅反复向各郡县官署申明，不许庶民“辞赏”！畏赏者必畏死；不敢坦然接受应得的荣誉与爵位，也必然不会在国家危难时勇敢赴死。这就是商鞅对“辞赏”者的定论。

    惟其如此，商鞅如何能自己辞赏？法令不允许，他自己的性格也不允许。

    如今，郡县官吏和商於百姓似乎忘记了新法本意。他们对商君变法感恩戴德，以为商君封地当之无愧，庶民百姓向恩人功臣缴纳赋税天经地义，甚至求之不得。这种眼看就要席卷秦国的“善民潮”，使商鞅感到了深深不安。他没有来得及等候秦孝公回来，就带着荆南和十名铁甲骑士赶赴商於了。

    他们没有走南山沣水入商於的那条路，而从蓝田塬翻过，进入了商於。

    当年，商鞅曾从这条路进入商於山地查勘，知道这一带是商於最穷困的地方。他想沿途看看，穷商於究竟变化有多大？时当仲秋，一上蓝田塬，便见树木葱茏的山头夹着大片金黄的豆田谷田伸展到山野尽头。山坡河谷，到处可见星星点点的身影，时而可闻农夫悠长高亢的山歌。显然，农家已经开始秋收了。商鞅一路走马了望，眼睛不觉湿润了。当年人迹罕至的荒山秃岭，二十年间变成了林木满山豆谷茶的丰裕山乡，当真是倏忽间桑田沧海，令人感慨万端。翻过蓝田塬进入丹水谷地，当年的羊肠小道已经大大拓宽，成了可错开两车的宽阔官道。在山腰官道上鸟瞰河谷，绿树谷田包裹着一个又一个村庄，炊烟袅袅，牛羊哞咩，不须相问，也是安居乐业丰饶小康的景象。绕过峣关，向东南便进入了通向商於郡的官道。

    忽然，迎面驶来长长一串牛车，大约有二十余辆之多，每辆车上都装着鼓鼓囊囊的麻布口袋。庶民缴粮么？不到时候嘛。商旅路过？如何乘马押车的却象一个黑衣小吏？商於郡向咸阳运粮么？国府没有下令调商於之粮啊。商鞅觉得奇怪，便向荆南瞥了一眼。荆南会意，立马当道，拦住牛车。车队中间的押车黑衣人看见，纵马驰来，高声呵斥，“光天化日，何人敢拦官车？不怕新法治罪么？”荆南向道边商鞅一拱手，又向押车人比划着伸手做请。

    押车小吏向道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