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的。其中的《匠人营国》一节，详尽规定了天子都城（王城）与大小诸侯的都城以及卿大夫“采邑”（城堡）的建造规制：

    <i>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i>

    <i>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i>

    <i>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i>

    <i>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i>

    这种都城建造（营国）的“王法”，对都城规模（方九里）、街道数目（九经九纬）、宽窄（王城街道并行九车，环城道路并行七车，野外道路并行五车）、宫城高度（宫门屋脊高五丈，宫殿屋脊高七丈，城墙高九丈）、等级规制（诸侯都城与天子宫城大小同，诸侯都城的干道与王城的环城道路同，卿大夫的城堡街道与野外道路同）等都做了严格限制，不得越雷池半步，否则就是“僭越”之罪。

    春秋末期，天下诸侯对这种“王法”已经不屑一顾。齐国丞相管仲公然主张，都会之功能应为“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都会等级当以占地大小、人口多少来划分，万户之城即可称为“国”，千户之城即可成为“都”。这就是所谓的“万室之国”与“千室之都”。管仲还对建立国都提出了大违“王法”的自然地势主张——“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尽管这在观念上已经大大破了周礼“王法”，但在实际中却没有一个诸侯国实施，包括齐国的临淄。

    作为新建都城，咸阳充分体现了不拘“王法”的创新实践。

    就地理形势而言，咸阳是广川在前，大山在后，水用足，沟防省，旱涝无忧。就规模而言，咸阳则大大超出了天子“方九里”的规模，更不用说诸侯都城的三五里城堡。咸阳城墙边长十里有余，达到了方四十里的宏伟规模。仅咸阳城南的白玉渭桥，就宽六丈余，长三百八十步，可并行九车。

    咸阳城最特出的，还是城内布局的创新。创新的根本点是“成民之事”，而不再是“宣王之德”。咸阳城内划分了宫廷区、官署区、商市区、仓廪区、匠做区、国宅区、编户区、宗庙区等八个区域，将城内官民的居住部署得井井有条。更重要的是，商鞅对都城治理也极为严格，“弃灰于道者，刑”。正因为如此，城中街道宽阔，松柏常青，整肃洁净。车道、马道、人行道截然分开，井然有序。中原商贾与各国使节，一入咸阳便感到一种严整肃穆而又生机勃勃的强国气象，不由便肃然起敬。

    这国宾驿馆，便建在国宅区内。所谓国宅区，便是大小官员和有爵贵族的府邸区域。这里街道宽阔，幽静整洁，车马长流，既不冷清也不喧闹，自然是咸阳城内的风华中枢之地。对于使者们，住在这里，与官员交往大是方便。对于秦国官府来说，既便于对重要使臣保护，更便于对心怀叵测的使者进行监视。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秦孝公病势沉重的消息传到中原，六大战国便纷纷派出使臣“抚慰探视”。魏国齐国楚国的使臣还带来了本国名医和名贵药材。这些使臣大部分在咸阳已经住了两三个月，丝毫没有走的意思。他们每隔两三天便派出飞骑回国报告，对秦孝公的病情起伏大体上很是清楚。这次秦孝公再次病倒，六大战国和洛阳周室立即派出重要大臣做特使，专程赶来咸阳。这一次，特使们已经不再议论猜测秦公的病情了，相逢一笑，便匆匆的出去奔忙。回到驿馆，便三三两两的秘密交换传闻，气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