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质，使之畸形化了。莉莎的笃信宗教、忍让、顺从，拉夫烈茨基的消极无为，就都是这种教育的结果。杜勃罗留波夫正确地指出：“屠格涅夫选择的、为俄国生活如此熟悉的冲突”应该“成为强有力的宣传鼓动，促使每一位读者思索：那些主宰我们生活的整整一大批概念究竟有什么意义”。

    不过莉莎的“义务”并不仅仅是来自对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的负罪感。她想要在修道院中寻求的并不是慰藉，她所期待的也不是忘却；她认为，她的“义务”是“赎罪”！她对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说：“我什么都知道，无论是自己的罪孽，还是别人的罪孽，还有爸爸是怎样聚敛自己的财富，我全都知道。这一切都需要祈祷，以期得到赦免……”于是个人的悲剧就具有了社会意义：在农奴制社会里，不仅有良知的贵族知识分子不可能获得真正的个人幸福，而且几乎人人都与真正的幸福无缘。“你看看四周，在你周围有谁在享福，有谁感到心满意足？”个人幸福幻灭之后，拉夫烈茨基这样想：正去割草的农人显然并不幸福，他那个对生活并没有多少要求的母亲，更没有获得过真正的幸福……就连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也对他说：“你很难过，这我知道，可要知道，大家也并不轻松”……总之，在农奴制的社会环境里，个人幸福是虚幻的，不完满的，根本不可能的。屠格涅夫曾在《文学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与我仇恨的事物不共戴天……在我心目中，这个敌人有固定的形象，有人所共知的名称：这个敌人就是农奴制度。”《贵族之家》谴责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因为它庇护潘申和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之流，使他们孳生繁衍，而扼杀天才的性格（列姆，拉夫烈茨基），毒害人民，使他们浑浑噩噩，屈服顺从（玛兰尼娅，阿加菲娅，安东等）。

    在《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用“春秋笔法”展示了贵族阶级日趋没落的过程：拉夫烈茨基的曾祖父“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谁也管不了他”。到了他的祖父，已经是“不管干什么，全都白搭”了。他的父亲先是受了法国式的教育，脑子里装满了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然而那些“深奥的道理”“没有和他的血液溶为一体，没有深入他的心灵，没有形成坚定不移的信念”；在国外待了几年以后，他又成了崇拜英国的人，“瞧不起自己的同胞”，要用英国的制度和方法来改造俄国；可是十二月党人遭到镇压后，他立刻烧毁了从国外带回的一切计划和来往信件，躲到自己的庄园里，闭门不出，“在省长大人面前吓得战战兢兢”……最后“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废物”。

    贵族之家的没落已无可挽回，农奴制的崩溃也不可避免；然而由谁来给俄罗斯社会注入新的活力，俄罗斯又该往何处去呢？无论是拉夫烈茨基，还是作者本人，都无法作出明确回答。拉夫烈茨基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应该做点儿什么有益的事情，未来应该是光明的。而作为农奴制贵族阶级的最后代表，回首往事，拉夫烈茨基却感到虚度了一生。“熄灭了吧，无益的一生！”在抒情诗一般的“尾声”中，拉夫烈茨基无可奈何地这样悲叹。故事的结尾无疑带有浓郁的伤感色彩，不过屠格涅夫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拉夫烈茨基是在青年一代的欢声笑语中悄然离去的。历史舞台上已经换了新的角色，将要上演的也该是不同的剧目了吧？！

    评论家皮沙烈夫①对《贵族之家》作了如下的评价，认为它是屠格涅夫“结构最严谨、最完美的作品之一”。它没有进行说教，然而是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屠格涅夫“描写了现代生活，突出它各个好的和坏的方面，阐明了他所描写的现象的根源，促使读者进行严肃认真的深思。”——

    ①皮沙烈夫（一八四○-一八六八），俄罗斯著名评论家，哲学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屠格涅夫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