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生与死间的对立，已被砍断。不要攻击或刺戮或逃逸，不再有限制或被限制。一切都融入灿烂无垠的自由中。

    ——《格萨尔王传》

    一辆样子奇怪的小型车停在摩顿森家的车道上，溅满泥巴的车体几乎看不出底漆的颜色。特制车牌上写着“婴儿捕手”。摩顿森走进舒服的家里，惊喜地发现这间宁静的老房子竟然属于自己，每当回家时这种感觉都要出现一次。他把从市场买来的东西放在厨房的桌子上，里头有一堆塔拉想吃的东西，新鲜水果，还有三四种不同口味的哈根达斯冰激凌。然后转身上楼找妻子。

    她在楼上的小卧房里，一位身材高大的妇女在身旁陪着。“亲爱的，萝贝塔在这里。”塔拉卧在床上对摩顿森说。

    摩顿森印象中娇小的妻子，现在像颗过熟的水果一样大了好几号。他在巴基斯坦待了三个月，才回到波兹曼一个星期，现在还没有完全适应。他对坐在床边的助产士点点头：“嗨。”

    “你好。”萝贝塔有点儿蒙大拿口音。她对塔拉说：“我会向他解释的。”接着又转向摩顿森：“我们刚才在讨论要在哪里生产，塔拉说她希望就在这里，这张床上，迎接你们的宝贝女儿，我也同意。这个房间有种平静的力量。”

    “我没意见。”摩顿森握住塔拉的手。他说的是实话，做过护士的摩顿森很高兴让妻子尽可能远离医院。萝贝塔给了他们电话号码，要他们在阵痛开始时立即打电话给她——无论几点钟。

    接下来的几天里，摩顿森一直小心翼翼地陪在塔拉身边，弄得塔拉有点儿烦了，最后只好叫他到外头散步去，她才能好好睡午觉。经历过瓦济里斯坦的事，波兹曼的秋色美得让摩顿森觉得如同置身幻境。他在附近的街道上漫步，两旁是迷人的树林，公园里还有大学生在跟狗儿玩飞盘，这是他八天囚禁生活的最好解毒剂。摩顿森被安全送回白沙瓦旅馆，口袋里塞满了瓦济里人捐的卢比钞票，总数接近四百美元。他带着塔拉的照片去了电信局，一边看照片，一边拨电话给妻子。因为时差的关系，美国这时正是午夜时分。塔拉还醒着。

    “嗨，亲爱的，我没事儿。”电话里都是杂音。

    “你在哪儿?发生了什么事?”

    “我被关了几天。”

    “什么意思，你被谁关起来了，被政府吗?”塔拉紧绷的声音中充满了恐惧。

    “很难解释。”他不想让妻子更担心，“不过我就要回家了，再过几天就能看到你了。”在转了三班飞机的漫长航程中，他不停地把塔拉的照片从皮夹中拿出来，久久凝视着她，让她的面容抚平他受创的心灵。

    在蒙大拿的塔拉也从担忧中恢复过来。“头几天没有葛瑞格的消息时，我想，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一忙起来就忘了时间。但是他足足消失了一个多星期，把我急得不行。我不断跟母亲说，想打电话到国务院去，葛瑞格身处封闭的地区，要是他出了什么事，很可能演化成国际事件。我觉得自己非常脆弱孤单，人又怀孕了，所有你能想到的惊慌和恐惧，我当时大概都经历过了。他终于打来电话时，我已经开始强迫自己为他不幸遇难的消息做心理准备了。”

    1996年9月13日早上7点，距他们在费尔蒙饭店邂逅刚好一年，塔拉的第一次阵痛开始了。

    7点12分，阿蜜拉·伊莲娜·摩顿森降生了。“阿蜜拉”在波斯语里是“女性领袖”的意思；而“伊莲娜”则是乞力马扎罗山区的部落语，意思是“神的礼物”，这也是为了纪念摩顿森钟爱的小妹克莉丝塔·伊莲娜·摩顿森。

    助产士离开后，摩顿森侧卧在床上，紧紧拥抱着妻子和女儿。他把哈吉·阿里给他的七彩“托马尔”挂在女儿的脖子上，然后笨拙地试着打开这辈子的第一瓶香槟。

    “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