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那么满意。

    如果摩顿森不在巴基斯坦的山路上奔波，不用拖着行李在美国各地演讲，他最多的时间是花在地下室，在书堆和电话之中度过。

    “即使他在家，我们也常常一连几个星期听不到他的消息。”中亚协会前任理事长汤姆。佛汉说，“他从不回电话或邮件。理事会曾经讨论过，要葛瑞格解释他的时间花在了哪里，但我们都知道那行不通，葛瑞格只做他想做的事。”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训练几个人成为葛瑞格的分身。”吉恩·霍尔尼的遗孀珍妮弗‘威尔森说，“一些葛瑞格可以把工作交代给他们的人。但是他不肯，他说没钱租办公室聘员工，结果每当他一头栽进一个计划时，就顾不了另一个了。这也是后来我远离中亚协会的原因。他做了很多，但我觉得如果葛瑞格能把中亚协会管理好，他就能做得更多。”

    “说句实话，”汤姆-佛汉说，“中亚协会就是葛瑞格。我不介意为他想做的任何事情盖章，但假如没有葛瑞格，中亚协会就完蛋了。他在世界另一边所冒的风险我了解，那是这份工作的一部分，但是他从不好好照顾自己，这让我越来越生气。他不再登山，不再运动，甚至不睡觉!他的体重增加到你再也看不出来他曾经是个登山者。我了解他对这份工作的全心投入，但如果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倒下了，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

    摩顿森终于勉强同意聘请一位助理——克莉丝汀·史劳德，她每天和他一起工作几个小时，整理他的地下室——那里乱得连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但整个2000年冬天，中亚协会急速减少的经费让摩顿森很焦虑，他根本不敢想扩充办公室的事，因为银行存款只剩不到十万美元。

    “那时候我的想法是，我们只花一万两千美元就能把学校盖好，教育整个村庄好几代的孩子。”摩顿森说，“而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员工，一年赚四五百美元就高兴得不得了。对我来说，要付美国标准的薪水聘请一位员工，真是很难的决定，因为同样的钱在巴基斯坦能做更多的事。”

    摩顿森当时的年薪是两万八千美元，他的薪水加上塔拉在蒙大拿州立大学做兼职临床心理师的微薄收入，勉强能对付每个月的生活开销。由于中亚协会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尽管理事会主动提出给他加薪，摩顿森却说良心无法让他接受更多的钱。

    只要某个有钱的捐款人愿意大笔一挥，写张支票，财务问题就都解决了，这样的想法一直在摩顿森的脑海中萦绕。不过，有钱人并不愿意跟钱说再见，他早就从五百八十封信的经验中学到了教训。但吉恩·霍尔尼也让他了解到，一大笔捐款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因此，当一位可能会捐款的寡妇打电话到中亚协会办公室，用她的捐款当做诱饵时，摩顿森一口咬下了钓钩，订了机票飞往亚特兰大。

    “我存了一辈子的钱。”年老的寡妇在电话中告诉摩顿森，“我累积的财富数字至少超过七位数。我听说了你的故事，才了解到自己为什么要存这些钱。到亚特兰大来，谈谈捐款的事。”

    在亚特兰大机场大厅，摩顿森收到一条电话留言，告诉他先坐机场大巴到十五分钟车程外的饭店，然后再走到饭店远处的停车场。

    在停车场，摩顿森见到了78岁的维拉·库尔兹。她驼着背，开一辆福特老爷车，车子后座和后备箱塞满了报纸和废罐头，摩顿森只好爬进副驾驶座，把随身行李抱在胸前。

    “她让我这样跑来跑去，是因为不在机场停车场停车，她就可以少付几块钱停车费。当我看到她连旧报纸和罐头盒儿都舍不得丢的时候，我就该立刻搭飞机回家。但七位数儿捐款的诱惑让我完全丧失了判断能力，我竟然上了车，还把车门关好。”

    摩顿森和行李箱挤成一团的时候，维拉开错方向逆向进入了单行道，还对朝她按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