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候他们的家人是否健康，他们回答一切都很好。一个突然闪过的念头令他不寒而栗：或许再过几个星期，他们的回答就完全不同了。

    侍者倒茶时，墨西哥斗篷的披肩不停滑落到茶壶上，他索性把它塞进围在胸前的假弹药带里。

    摩顿森看看侍者，再看看四位缠着黑色头巾、神色严肃的大胡子男人，想象着他们几个人使用真实武器的经验，忍不住想知道饭店为什么设计这样的服装。

    “塔利班官员大概弄不清楚侍者跟一旁偷听我们对话的外国记者相比，究竟谁更荒唐吧。”摩顿森说。

    话题转到了即将爆发的战争，摩顿森了解到，毛拉·扎耶夫的处境其实非常困难。他住在伊斯兰堡的“蓝区”，跟外面世界接触较多，知道战争即将来临。但身在喀布尔和坎大哈的塔利班高官们却不是那么了解世俗。毛拉-奥马尔是塔利班政权的最高领导人，像他身边大多数的死硬派一样只接受过宗教学校的教育，按照阿哈玛·拉希德的说法，塔利班的教育部长甚至没受过正式教育。

    “为了阿富汗，我们也许应该把本·拉登交出来。”扎耶夫一边对摩顿森说，一边挥手要侍者把账单拿过来。“奥马尔认为我们还有时间跟美国谈判，避免这场战争。”他发现自己失言了，立刻装回强悍的样子，虚张声势地粗声宣告，“如果受到攻击，我们会奋战到最后一刻。”

    奥马尔的确以为他还能跟美国继续谈判，直到美国的巡航导弹把他的个人住宅夷为平地，他才知道一切为时已晚。由于曾跟华盛顿建立正式的沟通渠道，据称这位塔利班领导人一拖再拖之后，终于在十月份连续两次用卫星电话拨打白宫公开给民众的电话号码，要和布什坐下来协商。但可想而知，美国总统连回都没回他的电话。

    摩顿森不情愿地离开万豪酒店，回到“甜蜜之家”继续工作。美国大使馆一通又一通地打来电话，警告他巴基斯坦已经不再安全。但他必须回到白沙瓦外围的难民营，眼看战争已经无法避免，他必须去看看那里能不能容纳更多的难民。他跟贝格和苏利曼会合后，一行人驱车前往白沙瓦附近的阿富汗边境。

    《丹佛邮报》的一位记者布鲁斯·芬利，不想成天待在没有真正新闻的万豪酒店，希望跟他们一起去自沙瓦。四人一起探视了桑夏图难民营，在那里，中亚协会资助的近一百名老师正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努力教育孩子。

    芬利写了一篇文章报道他们的采访经过。摩顿森督促芬利提醒读者，不要以为穆斯林都让人害怕，那些和家人躲在难民营的孩子也是受害者，也值得人们同情。

    “这些人不是恐怖分子，不是坏人。”摩顿森认为，把“9·11”的错误归咎于所有穆斯林，“只会使无辜的人民陷入惊恐。”

    “唯一能击败恐怖主义的办法，是让存在恐怖主义的国家和人民学会尊重和爱护美国人。”摩顿森下了结论，“前提是我们也同样尊重和爱护这里的人。想想看，造就一位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跟造就一名恐怖分子，两者的差别在哪里?关键在于教育。”芬利回伊斯兰堡赶着发新闻，摩顿森则试着接近阿富汗边界，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一个十几岁的塔利班哨兵打开一扇绿色金属门，用怀疑的眼神检查摩顿森的护照，旁边的年轻士兵们则对一行人挥舞着AK—47。苏利曼眼珠骨碌碌转着，一边打量那些枪，一边摇头晃脑地教训这些孩子，应该对长辈有礼貌。但几个星期来准备开战的紧张，让边界守军的情绪濒临爆发，他们根本不理会苏利曼。

    眼圈涂着厚厚黑色“苏马”油彩的哨兵眯缝着眼，仔细检查摩顿森的护照。看到阿富汗驻伦敦大使馆的手写签证，他咕哝了一声。

    “这是二等签证。”哨兵撕下了摩顿森护照中的一页，整份文件立刻失效。“你到伊斯兰堡去申请一等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