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也不完全是异想天开。我想，实际上我们都在等待，我们俩，面对种种无法逾越的障碍，等待着某个奇迹的降临。

    我没有预见到自己会逐渐隐身。此时，妮拉的时间都用在帕丽身上了。上课，游戏，小睡，散步，继续做游戏。我们每天的聊天被撇到了一边。要是她俩正在搭积木，或是玩拼图，那么妮拉几乎注意不到我给她端去了咖啡，也不知道我蹑手蹑脚地退出了房间。我们讲话的时候，她好像心有旁属，总想长话短说，早早收场。在车里，她的表情也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因此，尽管很不光彩，可我还是要承认，我对外甥女产生了一丝怨恨。

    瓦赫达提夫妇和帕丽一家有言在先，不准他们登门，也不允许和她有任何联系。帕丽搬来与瓦赫达提夫妇共同生活之后不久，我有一天开车去了沙德巴格。去的时候，我带了些小礼物，给阿卜杜拉和我妹妹的小儿子伊克巴尔，那时他已经开始学着走路了。

    萨布尔直截了当地说：“礼物你已经送了，现在你该走了。”

    我对他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如此冷淡，如此粗鲁。

    “你当然明白。”他说，“以后也别再强迫自己过来看我们了。”

    他说得对，我确实明白。我们之间已经有了隔阂。我的登门拜访已经变得尴尬，紧张，甚至会导致一触即发的争吵。此时坐下来一块喝个茶，聊聊天气或这一年葡萄的收成，已经十分别扭。我们假装一切如常，萨布尔和我，可是一切都不一样了。不管有什么理由，说到底，都是我害得他家庭破碎。萨布尔不想再看见我，我也明白。我停止了每月一次的探望。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那是1955年初春的一天，马科斯先生，在这房子里，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永远地改变了。我记得那天下着雨。不是那种烦人的、逗得青蛙乱叫的雨，而是一种磨磨叽叽的毛毛雨，整个上午下了又停，停了又下。我之所以记得住，是因为园丁扎希德在那儿，一副懒洋洋的老样子，倚着耙子嚷嚷：就冲这破天气，天怎么还配叫天。我正要回自己的窝棚，不想听他胡说八道，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大房里传出妮拉的尖叫，她在叫我的名字。

    我冲过后园，跑向大屋。她的声音出自楼上，出自主卧室的方向。

    我看见妮拉躲在角落里，背靠着墙，一只手捂在嘴上。“他出事了。”她说，手却没有从嘴上拿开。

    瓦赫达提先生穿着白汗衫，坐在床上，喉咙里发出奇怪的声音，脸上没了血色，歪扭着，头发乱蓬蓬的。他不停地想抬起右臂，却怎么也抬不起来。我还惊恐地看到，一条哈喇子正顺着他的嘴角往下流。

    “纳比！快想想办法！”

    帕丽当时六岁了，现在也进了房间。她扑到瓦赫达提先生身边，扯住他的汗衫。“爸爸？爸爸？”他低头看她，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一张一合。帕丽尖叫起来。

    我一把抱起她，把她递给妮拉。我告诉妮拉带上孩子去别的房间，因为我知道，说什么也别让孩子看见她父亲这种样子。妮拉眨了眨眼，好像才回过神来，看看我，再看看帕丽，这才伸手接过她。她不停地问我，她丈夫出什么事了。她不停地让我快想办法。

    我从窗口把扎希德叫上来，至少这一回，这个一无是处的蠢货证明了自己还有点儿用处。他帮我给瓦赫达提先生套上睡裤。我们把他从床上抱起来，抬下楼，塞进汽车的后座。妮拉也爬进来，坐到他旁边。我吩咐扎希德留在家里，照看帕丽。他刚说了半个不字，我就揍他，铆足了劲儿，一巴掌抽在他太阳穴上。我对他说，他就是头驴，我吩咐他干啥，他就得干啥。

    说完，我便把车倒出车道，猛给了一脚油，开跑了。

    整整过了两个礼拜，我们才把瓦赫达提先生接回家。混乱接踵而至。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