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上。不是第一次了，一股散乱的轻烟忽然从帕丽的记忆沉雾里泛起，慢慢化作狗的形状。不是老妇人手里那样的小宠物，而是不招人待见的大狗，多毛，肮脏，被人切去了尾巴和两只耳朵。帕丽无法确定，这到底是记忆呢，还是某条狗的幽灵，或者两个都不是。有一次她问过妈芒，在喀布尔的时候她们是不是养过狗。妈芒说，你知道我不喜欢狗。它们没有自尊。你踢它们，它们还是爱你。真让人沮丧。

    妈芒还说了别的：

    我在你身上看不到我。我不知道你是谁。

    帕丽丢掉香烟。她决定打电话给科莱特。约一下，找个地方喝茶。看看她过得怎么样，在跟谁交往。一起逛逛街，就像以前那样。

    看看闺中密友是不是还打算去阿富汗。

    帕丽果然和科莱特见了面。她们在一家很有人气的酒吧碰了头，这里有摩洛哥风格的装饰，紫罗兰色的帷幔，到处摆放着橘黄色的靠枕，小舞台上还有个头发卷卷的乌德琴手。科莱特不是一个人到的。她带了个小伙子来。此人名叫埃里克·拉孔布，在十八区的一所高中教书，给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讲戏剧。他告诉帕丽，他过去见过她，那是几年前，有一次学生示威，反对捕杀海豹。一开始帕丽没想起来，后来才恍然大悟，他就是科莱特因为到的人少而拿来撒气的那个人，那个被科莱特捶胸脯的人。他们席地而坐，身下是蓬松的芒果色坐垫，然后点了酒水。刚开始的时候，帕丽以为科莱特和埃里克是一对儿，但科莱特对埃里克赞不绝口，没过多久帕丽就明白了，科莱特是为了她，才把埃里克带过来的。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她会觉得很不舒服，可她却在埃里克的局促不安中看到了同样的不适，她自己反而因此得到了缓解。埃里克动不动就脸红，脑袋瓜子乱晃，满脸歉意，窘态百出。帕丽发现他这副模样蛮好玩，甚至也蛮可爱的。她一边吃着面包和黑橄榄酱，一边偷偷打量着埃里克。他称不上英俊，头发长长的，软塌塌的，用一根皮筋扎在脑后。他天生一双小手，皮肤没有血色，鼻子太尖，脑门又太大，几乎瞧不见下巴，可他笑起来明眸皓齿。他还有个习惯，每说完一句话，就用一个满怀期望的微笑加个标点，那笑容活像一个开心的问号。这张脸虽然不像于连那样让帕丽着迷，可它远比于连那张脸亲切友善，而且用不了太久，帕丽就能发现，埃里克的身上蕴藏着一种驻外大使般的专注，文静安恬的克制，经久不衰的端庄。

    他们结了婚。那是1977年春天一个寒冷的日子，就在吉米·卡特宣誓就职几个月后。埃里克违逆了父母的愿望，坚持只办一个小小的世俗仪式。无人出席，只有他们俩，加上作为证婚人的科莱特。他说正式的婚礼太过铺张，他们负担不起。他父亲是个富有的银行家，提议由他来出钱。埃里克毕竟是他们的独苗儿。他先提出来把这笔钱作为礼物，后来又说作为借款，埃里克都拒绝了。虽然他嘴上从来不说，可帕丽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她感到尴尬，否则在婚礼上，她将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教堂里不会有家人入座，不会有人送她出嫁，也不会有人为了她淌下幸福的泪水。

    她告诉埃里克，她计划去阿富汗，他表示理解的方式让帕丽相信，于连永远也不会这样理解她。而她也从未用如下的方式，坦率地在心里承认过。

    “你认为自己是收养的。”他说。

    “你和我一起去吗？”

    他们决定夏天就动身，等埃里克的学校放假，帕丽也可以短暂地放下自己的博士论文。埃里克替他俩报了波斯语学习班，班上有个老师是他通过自己学生的母亲找到的。帕丽常常看见他靠在沙发上，戴着耳机，肚子上搁着卡式录音机，聚精会神地闭着眼，带着浓重的口音，咕哝着波斯语的“谢谢您”，“您好啊”，“您好吗？”

    再过几个星期就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