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低估了她。她仍然占着先手。她总能如此。“我不想把你压垮。”

    终于有了句假话——她最后说的这一句——可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她知道她压不垮我。这一点她知道，我也知道。我不在，我在几千公里之外。那些不快，劳作，苦差，都将落到萨丽娅身上。可是妈妈把我也算进去了，给了我不配得到，也没想得到的赏赐。

    “不会那样的。”我毫无底气地说道。

    妈妈笑了。“说到你的工作，我猜你知道的，你决定去那个国家的时候，我并不完全赞成。”

    “是的，多少知道一点。”

    “当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去。你为什么要放弃一切——医生的事业，钱，雅典的房子——干得好好的——非要窝在那个暴力的地方。”

    “我有我的理由。”

    “我知道。”她把杯子端到嘴边，没喝，又放下了。“该死的，有些话我讲不好，”她慢吞吞、害羞似的说道，“可我还是打算告诉你，你做的是好事。你挺让我骄傲的，马科斯。”

    我低头瞅着自己的手。我感到她的话落到了我心坎上。她吓着我了。弄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因为她这句话。要不然就是因为她说话时眼睛里柔软的光。我手足无措，不知道她希望我做出怎样的回答。

    “谢谢你，妈妈。”我小声挤出这几个字。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于是我们安静地坐了片刻，我和她之间的空气充满了窘迫，也充满了我们共同的体认，关于所有失落的光阴，那些蹉跎的机遇。

    “我一直想问你个事。”妈妈说。

    “什么事？”

    “詹姆斯·帕金森，乔治·亨廷顿，罗伯特·格雷弗斯，约翰·唐，还有我这位卢·格里克。?病的名字怎么也有人来垄断？”

    我瞪大了眼睛，我母亲也回瞪给我，然后她放声大笑，我也哈哈地笑起来了。此时我心已粉碎。

    第二天一早，我们躺在外面的躺椅上。妈妈系了条厚围巾，穿着大衣，腿上盖着保暖的羊毛毯，对付刺骨的寒意。我们喝着咖啡，咬着肉桂味儿的烤榅桲片，这是萨丽娅特地为今天买的。我们戴着日食眼镜，举目望天。太阳朝北那一边已经被咬了一小口，看上去有点像萨丽娅那台苹果笔记本电脑上的商标，她隔一会儿就把电脑打开，在一个网络论坛上写几句评论。街头巷尾，到处有人待在便道和屋顶上，观看这一奇景。有些人已经带上全家老小，去了岛的另一头，希腊天文学会在那儿架起了望远镜。

    “什么时间食甚？”我问。

    “将近十点半。”萨丽娅说。她推起眼镜，看了看手表。“大概再过一个小时。”她兴奋地搓搓手，在键盘上敲了句什么。

    我看着她俩，妈妈戴着黑眼镜，青筋暴凸的双手交叠着放在胸前，萨丽娅急风暴雨般地敲打着键盘，白发从无檐便帽下散乱而出。

    你做的是好事。

    前一天夜里，我躺在沙发上，琢磨着妈妈说过的话，思绪飘飘荡荡，想起了玛达丽娜。我记得我在少年时代，常为妈妈不做、而别的母亲都会做的那些事耿耿于怀：牵着我的手走路，让我坐在她腿上，睡前给我读童话书，亲我脸蛋道晚安。这一切历历在目。但是这么多年来，还有一个更大的真相，我却一直视而不见，任由它处在不被承认和未受赏识的状态，在我的满腹委屈之下深埋。那就是：我的母亲绝不会离开我。这是她给我的礼物，这是个铁打的事实，她绝不会对我做出玛达丽娜对萨丽娅做的事。她是我的妈妈，她不会离我而去。对这一点，过去我只是简单地接受，觉得理所当然。我不曾为此感谢过她，就像我不曾感谢过洒在我身上的阳光。

    “看！”萨丽娅大叫了一声。

    突然，我们周围的一切——地上，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