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森随即说道。“我是约纳森。你想不想来索格恩斯卡帮忙动个脑部手术？”

    “你在唬弄我吗？”法兰克·埃利斯医生已居住瑞典多年，瑞典话说得很流利(尽管仍带有美国腔)，但每当约纳森和他说瑞典话，他总是用母语回答。

    “埃利斯，我很遗憾错过你的演讲，但希望你能私下为我授课。这里有个年轻女孩头部中弹，子弹从左耳正上方射入。我非常需要有人提供意见，除了你我想不出更好的人选。”

    “那么很严重啰？”埃利斯坐起来，双脚跨下床沿，揉了揉眼睛。

    “患者二十来岁，只有射入伤口，没有射出伤口。”

    “她还活着？”

    “脉搏微弱但规律，呼吸较不规律，血压一〇〇/七〇。另外肩膀和臀部也都各中一枪，但这两处我知道怎么处理。”

    “听起来有希望。”埃利斯说。

    “有希望？”

    “如果有人头部中弹又没死，就表示还有希望。”

    “我明白……埃利斯，你能帮我吗？”

    “约纳森，我今晚和一群好友聚会，一点才上床，酒精浓度肯定很惊人。”

    “作决定、动手术的人还是我，我只是需要有人来看看我有没有做错什么。说到评估脑部伤害，就算是醉醺醺的埃利斯教授也比我厉害好几倍。”

    “好吧，我去，但你可是欠我一个人情。”

    “我会叫出租车到饭店大厅外等你，司机知道让你在哪里下车，妮坎德护士会去接你，为你打点好一切。”

    04

    埃利斯有一头乌黑头发，略带几根花白，还有傍晚才冒出来的深色胡碴。他有点像电视剧《急诊室的春天》里的演员。从那身强健的肌肉可以看出他每星期都会上健身房几个小时。他推推眼镜，搔搔颈背，两眼凝视着电脑屏幕上伤员莎兰德脑部的每个角落。

    埃利斯很喜欢瑞典的生活。最初是在七十年代末以交换学者的身份来这里待了两年，后来经常往返，直到有一天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医院提供给他一份固定工作。当时，他已经闻名国际。

    十四年前，他和约纳森在斯德哥尔摩一场座谈会上相识，发现两人都是飞蝇钓迷。他们一直保持联络，还相约去过挪威和其他地方钓鱼，但却从未共事过。

    “这样找你来，我很抱歉，可是……”

    “没关系。”埃利斯无所谓地挥挥手。“只不过下次钓鱼你得请我喝一瓶克拉格摩尔威士忌。”

    “好，我很乐意付这样的代价。”

    “几年前，我在波士顿有个病人——我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写过这个案例。那个女孩和你这个病人同样年纪，当时她正要走进大学校园，忽然有人拿十字弓射她，箭从左眉外缘射入，直接穿透她的头，从接近颈背正中央的地方穿出。”

    “她没死？”

    “她来医院的时候像没事一样。我们割断箭杆，扫描她的头部。箭从她的脑直穿而过，不管怎么看，她都应该已经死亡，或至少因为受到巨大创伤而陷入昏迷。”

    “她状况如何？”

    “她始终意识清楚。当然她确实吓坏了，但完全没有丧失理性。她唯一的问题就只是头骨里插了一支箭。”

    “结果你怎么做？”

    “我呢，拿起钳子，把箭拔出来，然后包扎伤口。大概就是这样。”

    “她活下来，还说出事情经过？”

    “她的情况显然很严重，但事实上她当天就能出院回家。我很少看到比她更健康的病人。”

    约纳森心里纳闷，不知道埃利斯是否在捉弄他。

    “不过，”埃利斯继续说道：“几年前我在斯德哥尔摩也有一名四十二岁的病人，头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