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有些罪行根本没有人管，你就是典型的例子。事情发生时你有没有打电话报警？”

    “有。”

    “他们有人来吗？”

    “应该说没有。他们要我向地方派出所报案。”

    “所以你就知道了。我替阿曼斯基工作，并且会在罪行发生以前插手。”

    “处理的大多是受恐吓的妇女吗？”

    “我会处理各种事件，像安全评估、贴身保护、监视等等，但通常都是有人受到恐吓威胁。我在米尔顿比当警察更有成就感，只可惜有个缺点。”

    “什么缺点？”

    “只能为付得起钱的人服务。”

    上床后，爱莉卡回想苏珊说的话，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安保费用。她自己接受罗辛的建议换了几扇门、请来技术人员、安装替代性的警报系统等等，眼睛眨都没眨一下。这林林总总算起来花了将近五万克朗。但她付得起。

    她思考着自己对于这名恐吓者可能与《瑞典摩根邮报》有关的疑虑。无论如何都是知道她脚受伤的人。她想到霍姆。她不喜欢他，也因此更不信任他，不过打从她拄着拐杖进编辑室那一刻，受伤的消息早已传开了。

    而且她还有博舍的问题。

    想到这里她忽然坐起身来，皱着眉头环顾卧室。柯特兹那份关于博舍和维塔瓦拉的资料，她放到哪去了？

    她下床穿上睡袍，倚着拐杖走到书房，打开电灯。不对，自从她……前一晚在浴室看过资料后就没有进过书房。她把它放在窗台上了。

    她进浴室一看，不在窗台上。

    她站了好一会儿，开始担心起来。

    她不记得当天早上看到过文件夹，也没有拿到其他地方。

    她心中一凛，连忙花了五分钟搜寻浴室，并一一检视堆在厨房与卧室的文件与报纸。最后不得不承认活页夹不见了。

    当天早上，从她踩到玻璃碎片到罗辛抵达的这段时间内，有人进入她的浴室拿走了《千禧年》所搜集到的有关维塔瓦拉的资料。

    接着她又想到屋里还有其他秘密，于是跛着脚回到卧室，打开床边柜子最下层的抽屉。她的心倏地往下沉。每个人都有秘密，她的秘密就保存在卧室的抽屉柜里。爱莉卡并没有定期写日记，但有一段时间倒是天天写。此外还有青少年时期写的旧情书。

    还有一个信封里装了当年感觉很酷的照片，然而……爱莉卡二十五岁时曾加入极端夜总会，参与过为皮绳爱好者筹办的私人派对。各种派对上都拍了照，如果拍照时是清醒的，她会承认自己完全像个疯婆子。

    最糟的是还有一卷录像带，是九十年代初她和贝克曼受玻璃艺术家托克尔·柏林格邀请到西班牙阳光海岸度假时拍摄的。假期当中，爱莉卡发现丈夫有非常明显的双性恋倾向，最后两人一起和托克尔上了床。那是个很美好的假期。当时摄影机还是相当新鲜的玩意。他们玩闹中拍下的影片绝对不适合当众播放。

    抽屉空了。

    我怎么会这么笨？

    抽屉底部被人用喷漆喷上了她已经很熟悉的那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