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考察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暂时先将眼光投射到一千七百六十一年之后，即公元一五二四年。这一年，朝代为明，年号为嘉靖，皇帝姓朱，名厚熜。工龄：四年。这一年，爆发了著名的大礼仪之争。伴随这场争论而至的，同样是一次大规模的群臣死谏事件。

    事情起因很简单：朱厚熜是前任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前前任皇帝朱祐樘的侄子。大臣们以为，朱厚熜既然登上了皇位，就算是过继给前前任皇帝朱祐樘当儿子了，因此应该称朱祐樘为皇考，生父朱祐杬则只能称为皇叔父。

    即位之初，根基未稳的朱厚熜面对大臣们的理论强势和道德压力，屈服了。这一年，羽翼渐丰的朱厚熜终于开始了他的反抗，他悍然下令：称其生父朱祐杬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朱祐樘则只被称为皇伯考。诏书即下，立即招致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弹，满朝大哗，群情汹汹。以吏部左侍朗何孟春与翰林杨慎（宰相杨廷和之子）为首，朝中大小官员共二百余人，自辰至午，跪于左顺门前，吁请朱厚熜收回成命。

    朱厚熜大怒，派锦衣卫逮捕了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翀等八人。杨慎等人不仅不散，反而撼门大哭，声震阙廷。杨慎疾呼曰：“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大臣王元正也慷慨言道：“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也就是说，为了让皇帝朱厚熜改变两个称呼，以维护他们眼中的伦理朝纲和国家命脉，他们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

    十八岁的朱厚熜，正是逆反心理的年龄，闻言愈怒。这哪里是请愿，更像是造反嘛。汝等不畏死，朕偏要以死惧汝等。朱厚熜下令逮捕一百三十四人下狱，令其余八十四人姑且待罪。次日，一百八十余人受杖，编修王相等十八人被杖死。大礼仪之争就此划上了句号。

    虽说在大礼仪之争中死亡的人数要少上九人，但重伤号却数以百计，而且全部集中在短短一天之内，震慑效果无疑更为骇人。于是，我们有了同样的疑问：是谁给了杨慎等人胆子，让他们将朝中二百余名官员一起拖下水，让他们不仅漠视自己的生命，也漠视着同僚的生命，并以此为武器，向当朝皇帝公开叫板？

    以上疑问的答案有很多，在此不能一一列举。但在这些答案中，鲜有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的。反正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且让我们尝试以心理学为切入，从当事人的心理出发，深入一切行为的源头，从而绕开文化差异的暗礁，跨越岁月变迁的鸿沟，来分析和比较这两个前后相差近两千年的事件。

    我们很容易可以发现，无论陈忠还是杨慎，他都不是一个人在和嬴政或朱厚熜战斗，而是作为一个集团中的一员在战斗。决定他们行为的，不是他们的个人心理，而是整个集团的心理。在集团心理的支配下，他们已经不再拥有自主权，他们的行为，很多时候连自己也无法控制，而是听命于他所服膺的那个集团的同一心理。

    那么，集团心理又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它对身处集团中的个人又将施加以怎样的影响？

    如弗洛伊德所言，集团心理是最古老的人类心理，所谓的个体心理，则是从集团心理中慢慢地、渐进式地分化而出。纵然在追求个性解放、独立自主的今天，作为个人，与生俱来的群居本能依然无法泯灭。人总是渴望着组成集团，成为某个集体中的一份子。这种本能的渴望，从生物学上说，是一切高级有机体的多细胞特性的延续。而人之所以会时常感觉孤独，则是因为群居本能未能得到满足。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短短二十二字，却直击要害，犀利无比。触动了此情此感，不独陈子昂要怆然涕下，读者也当为之惆怅同哭。孤独的上帝，孤独的星辰，孤独的地球，孤独的生命，孤独的人类，孤独的人……或许，只有孤独这种感觉是不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