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机会限制在大众交通工具能抵达的地点。但我只是觉得，一个老是在写等巴士的故事，对读者来说大概没什么吸引力。第二，我摒除流浪街头这项选择，因为这个计划的主要用意在于：看我能否在几个城市找到工作，并在当下赚得足以支付下个月房租的薪水。若我付完某一周的房租之后就完全没钱了，我会当场把这个计划喊停，不会去住游民庇护所或睡在车上。此外，我也无意让自己饿肚子。我在这项“实验”开始的前夕就向自己保证，若事情真的发展到我钱包空空，连吃下一餐饭都成问题，我会去挖出我的提款卡，然后偷偷大吃一顿。

    所以，这本书并不是关于什么出生入死的“卧底”冒险经验。我做的事几乎任何人都做得来：找到工作，把这些工作做好，努力量入为出，使收支平衡。事实上，这正是几百万名美国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只是他们既没有号角吹奏陪伴出征，也没有像我一样怕得发抖。

    当然，我和从事这些全美国最不吸引人工作的人非常不同。这些不同之处一方面对我有帮助，一方面也限制了我。最明显的不同就是，我只是去造访一下这个世界，但这些人往往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得待在里面。此外，我还有至今所累积的实际资产当靠山，比如银行存款、退休储蓄、健康保险和一个有好几个房间的家，因此根本不可能做到什么“亲身体验贫穷”，或了解身为一个长期低收入劳工的

    “感觉”到底是什么。我做这件事的目标是更直接而客观的：看看我可不可以把收入和支出打平，就像真正的穷人每天都必须做的事情一样。此外，我一生中已经跟贫穷不期而遇过太多次，足以知道那不是一种你会想体验的生活，那里充满太多恐惧的滋味了。

    我比许多低收入劳工更有利的一点是：我是白人，而且会说地道英语。我不认为这会影响到我被录用的几率，因为劳工市场在1998年到2000年间极度紧缩，业者几乎是有人就用，但这点几乎确定影响到我被雇去做“什么样”的工作。在西屿的时候，我原本以为饭店房间清洁人员会是我比较容易找到的工作，所以最初是朝这个方向找，但后来我却不断发现自己被雇去当服务生，原因无疑就在于我的种族和英语能力。正如后来事情的发展一样，当服务生的收入并没有比当饭店房间清洁人员多，至少我在西屿工作的淡季期间小费其实很少。但这次经验确实对我选择其他的居住与工作地点有帮助。举例来说，我会排除掉一些地方如纽约和洛杉矶，因为那里的劳工阶级主要是由有色人种构成，若一个满口地道英语的白人女子在那里找低阶入门工作，很可能只会显得饥不择食或启人疑窦。

    我还有其他优势（例如车子），使我跟当时许多同事截然不同。理想上，若我想完全重现一名被迫脱离福利制度的女性如何重新进入职场，我必定还会拖着几个小孩要养，但我自己的小孩都早已长大，而且他们没有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借我来度一个月的贫穷假。除了有移动能力和没有家累之外，跟大部分长期处于低收入状态的劳工们相比，我的健康状况也很可能比她们好。我拥有的优势实在太多了。

    除了以上这些之外，若我和其他劳工们在更隐蔽的面向上还有什么不一样，目前为止倒还没人告诉过我。当然，我完全没有刻意扮演某种角色，或去符合一般人想象中低收入女性劳工的样子。在任何能穿便服的场合里，我都穿着平常自己就会穿的衣服，保持我平常的发型和化妆。跟同事聊天的时候，我会谈到自己真正的孩子、婚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我没有理由去捏造一个全然虚构的生活。不过我确实有修饰自己的语言：在我刚开始做一份新工作的时候，因为担心可能显得傲慢或不敬，我会藏住原本说话时会夹带的一些脏话（这主要还拜卡车队之赐）。除了这点之外，我会开玩笑，讲些挖苦话，提供我的看法跟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