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抵香港不久，共产党方面立刻对他展开了统战工作，共产党争取杜月笙重回上海，除开他个人的声望及号召力量外，还有一层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上海金融领袖、工商巨子莫不纷纷跟着杜月笙转移，他们挟巨资而抵香港，我党在港统战工作人员千方百计，一心一意促使那些金融工商巨子回上海去。

    但是，上海的金融工商巨子一向以杜月笙马首是瞻，言听计从，经过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向往新生活而心存观望。这时，旅港金融工商界人约可分为三种，一种人抱定决心在香港地区另创事业或者静观待变。一种人已被中共统战政策打动，他们热烈地希望杜月笙能够带着他们回上海。一种人接受统战宣传后，模棱两可，迟疑不决，不过仍存一线之望，最好是杜月笙也回上海去。

    在我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杜月笙的好朋友、上海金融工商巨头如王晓籁、刘鸿生、吴蕴初等人，都已打定主意向左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有心回上海的人出入杜月笙之门，拼命地劝杜月笙跟他们同回上海，王晓籁和刘鸿生两个更是无日无夜，舌蔽唇焦，声泪俱下地劝，不过，杜月笙始终立定脚跟，不为其所动。

    然而，有一日，台北一家素具权威的报纸登出了一篇各方重视轰动一时的社论，在这篇社论中出现了两个新名词，所谓“政治垃圾”与“经济蝗虫”。王晓籁、刘鸿生认为这是一个“劝杜月笙回上海”的好题目，他们拿了报纸轮番去见杜月笙，告诉杜月笙说，社论中所指的暗中操纵上海金融、物资的经济蝗虫，不正是暗指你杜月笙吗？台湾报纸差一点就要对你提名道姓了，尤其是那篇社论的结论，旨在“绝不容许政治垃圾、经济蝗虫”到台湾复兴根据地去掀风作浪，重施故技。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杜月笙难道还有到台湾去的可能？还不如“风风光光”地跟我们回大陆吧。

    劝说杜月笙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都是异口同声，众人一词，杜月笙剪下这篇社论来，叫他的秘书边读边为讲解，社论的措词确实过火，将“罪状”与“实际”对证，杜月笙三个字仿佛也是“呼之欲出”，于是杜月笙不由得大受刺激，他小心翼翼地将那张剪报折好，放在自己的马甲袋里。

    ９月间，杜公馆又有一位常客常常进出。

    他就是曾经身为和谈５代表之一，被代总统李宗仁派到北平去跟毛泽东谈判的章士钊。章士钊随同和谈代表团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１日飞北平，谈判２８天不得要领，后留下来历时４月有余，他又接毛泽东之命前往香港。

    一日，杜月笙正在客室和章士钊扃室长谈。又来了一位好朋友，他就是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兼为立法委员的汪宝瑄，他是从广州来的。

    杜月笙听说汪宝瑄到访，非常高兴，他请章士钊到另外一间房里小坐稍候，一面起身迎迓汪宝瑄。汪宝瑄和章士钊打了个照面。这时杜月笙面容清癯，神情憔悴，但是一见汪宝瑄，情绪就显得相当的激动。杜月笙一伸手，从自己的中式马甲口袋里，掏出一份剪报，他摇头、叹息、苦笑，把那份剪报一直递到王宝瑄的手上。

    汪宝瑄一看，便知道是引起轩然大波的台北某报一篇社论中用上了“垃圾、蝗虫”二词，斥责“投奔自由者”，言下之意仿佛这般人还想到台湾来乌烟瘴气地搞垮台湾这一处反共的基地，因此讥讽这般人为“垃圾、蝗虫”。

    当时，汪宝瑄向杜月笙一笑，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杜月笙说：

    “杜先生，我正是为这件事到香港来，专程拜访你的。”

    激动之余，杜月笙极其罕见地向汪宝瑄发了一顿牢骚。他说：“我并非国民党员，而抗战、戡乱，一连两次为国民党牺牲一切，毅然赴港，用心无非是免为国民党的敌人所用，我这么做完全是本诸良心，既不求功，也并不是为了求什么显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