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明白了吧？”娜塔丽对他作了个鬼脸。

    华沙比罗马要镇静得多。在路灯的微光照耀下，盛装的人群，中间夹杂着许多穿军服的，正在那宽阔的马路上快活地散步，吃着冰激凌，吸着烟，聊着天。绿茵茵的公园里满是嬉爱着的儿童。红彤彤的公共汽车驶过去了，车身一侧是电影广告——在波兰文中间“秀兰?邓波儿”的名字格外醒目。耀眼的广告牌上，德国牙膏、收音机和生发油在招徕顾客。长排长排的灰色或棕色的四层楼房，通往巨大广场的林荫路——广场上矗立着辉煌的雕像，四周都是精雕细刻的办公大楼或王室大厦。电光广告开始闪亮跳动——这一切都令拜伦想起巴黎和伦敦。奇怪的是，结束了一次简陋不堪的空中旅行之后，竟来到这样一个大都会。欧罗巴大旅社的前厅的装璜，讲究得不亚于他曾见到过的任何一个旅馆。宽大的棕色和白色大理石的梯阶一直伸展到大门口。

    娜塔丽乘电梯上楼去了。斯鲁特碰了下拜伦的胳膊，要他留下。然后，点上他的烟斗，苦恼地喷着冒火星的烟雾。拜伦和斯鲁特阔别了好几个月，在他看来，这个外交官年纪大得和娜塔丽太不相称。他戴着眼镜，眼皮已经松了，那消瘦、苍白的颊上也已有了深深的皱纹。他穿的那套双排钮扣、白垩条纹的深色服装更加重了他那庸庸碌碌、饱经世故的神态；而且他的身材比拜伦记忆中的还要矮些。

    “可惜我没时间请你喝杯酒，”斯鲁特说。“我很想同你谈谈。去克拉科夫这趟旅行既危险又没有意义。我打算尽快替你们订下飞机票，离开这里。我估计整个星期的票都预订光了。不过，大使馆可以优待一些。即便需要咱们二人硬把她推上一架飞机飞回罗马，也只好那样做了。可是今晚上不要对她讲。那么一来她就更不好对付啦。”

    “好吧。你比我了解她。”斯鲁特摇了摇头，笑了起来。“在这一点上，我可不敢说。我本应当为这趟愚蠢的旅行大为感动——我也确实很感动。然而娜塔丽?杰斯特罗几乎叫任何人也拿她没办法。晚饭见吧。大使馆简直成了疯人院。要是我脱不开身，我就打电话来。”

    拜伦在他那间朝布里斯托尔旅馆开着高大窗户的洞穴般的阴暗房间里坐了一会儿，寻思着他究竟干嘛到波兰来。他拿起象牙柄的古董电话筒，用德语争辩了好一阵，总算接通了娜塔丽的房间。

    “喂，你在澡盆里了吗？”

    “哦，我很高兴你看不见我。怎么啦？”

    “我累垮啦。你跟斯鲁特吃晚饭吧，我睡去了。”

    “别瞎扯！勃拉尼，你同我们一道吃晚饭。九点钟你来找我一道去，听见了吗？莱斯里给我订的，好象是裴德勒夫斯基①住的套房。简直太好啦。我这儿有个全身的穿衣镜，由两个木雕的棕色大天使举着。”

    ①裴德勒夫斯基（1860—1941），波兰钢琴家、作曲家。一度任总理。

    “这边走，”斯鲁特说，“咱们的桌子已经准备好了。”

    在布里斯托尔旅馆的大餐厅里，穿着缀有金饰扣的红礼服的管弦乐队正在那里砰砰地奏着旧时的爵士舞曲。这家餐厅论面积、挂的绸幔、白桌布、镀金的水晶枝形灯、茶房的恭顺、蜂拥而来的客人们衣着的华丽、舞池上过早的对对舞侣，都使人恍如置身于欧洲任何一家高级旅馆，这里当然看不到丝毫战争的恐惧。

    “对不起，我来晚了。都怪那些犹太人，”他们就座以后，斯鲁特道歉说。“他们挤满了大使馆。我们全都成了管签证的官员了，一直到比德尔为止。天晓得我并不怪他们。只要他们举得出一个亲威、一个朋友，拿得出一封信或任何其他东西，我就给他们办。一本纽约的电话簿，今天在华沙值一千个兹洛提，合二十美元。”

    “奇怪的是，”娜塔丽说，“我本来听说华沙到处都是犹太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