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去提到：这种工作人员指定犹太同胞去送死，只是为了要保全自己的性命，或者，至少是为了要推迟自己的末日。伊壁鸠鲁说得好，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件事，都有两种方式去应付它。我并不责怪默梅尔斯坦。他说，如果象他这样的犹太人再不去执行德国人的命令，不去设法减轻他们的压力，那情形就会变得更糟，他这话听来也有一些道理。然而，我却不愿意这样做。我拒绝他的时候，也知道这样会吃到苦头，然而我决不迁就。

    他说那些奉承我的话时，还请我看在两人同是学者的份上。我们研究的学科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在维也纳大学教的是古犹太史。我听过他在这儿犹太区里讲学，但认为他的学问并没什么了不起。他引证了弗雷维厄斯。约瑟夫斯的事迹，竭力为自己辩解；犹太人都恨这个约瑟夫斯，虽然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他的同胞谋福利，但是他们都认为他是罗马人的好细和工具。历史对约瑟夫斯的评价最多也只是毁誉参半。象默梅尔斯坦这类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他象党卫军发怒时那样使我至今心有余悸，先是横眉瞪眼，板着脸警告我，但后来又失声痛哭。他并不是在演戏（否则他倒是很会表演的），因为他真的泪如泉涌。他的负担太重了，所以他不禁痛哭流涕。他在犹太区内几乎最敬重我。在战争这一阶段里，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最有能力去和德国人打交道，为大家做一些好事。为了要我回心转意，不至于去小堡，他不借向我下跪，劝我和他共同担负他那可怕的责任。他再也没法单独承担那件事情了。

    我对他说，这件事必须由他勉为其难，万一我本人将来有个什么好歹，那我准备拚着自己这个衰弱的身体忍受了下去。说到这里，我就离开了，让他去摇晃着脑袋，拭干眼泪。那差不多是三个星期以前的事。接连着几天，我一直捏着一把汗。我一点儿也没变得比以前更勇敢，然而确实有一些事要比痛苦更坏，比死亡更可怕；再说，一经落在德国人手里，除非有来自外界的救援，否则一个犹太人到后来反正是逃不了痛苦与死亡。那么，他还是索性独行其是的好。

    此后我没再听到什么消息，可是今天大难临头了。我相信，这件事也不能怪默梅尔斯坦。当然，是他签署的命令，正象他签署所有其他被遣送的人的命令一样。但是，事实上我的名字已经被列在党卫军开的名单上了。他们既然不能再利用我，又不愿强迫我去做什么事，象上次招待红十字会的参观那样，他们就准备干掉我。除非是他们能够把我拉到他们一边，做他们的工具，也就是充当帮凶之类，否则美国人来到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要我这样的人在身边。俄国人来到的时候，也是一样。

    通知单是早晨发下来的，那时候娜塔丽刚要去云母工厂。这种事已经司空见惯，多少早在我们俩意料之中。我提议去找默梅尔斯坦，就说我已经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这是实话。我向她指出，她还需要为她儿子活下去，我们虽然已经好几个月没获得他的消息（我们和外界的一切联系早已被切断），但是她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希望他是平安无事的；等到有一天这个漫长的恶梦做醒了，如果居然还能够活着的话，她会找到他的。

    她紧张中微露出恐惧，忧郁地说（我要在收藏起这几页手稿之前，先把这一次简短的交谈记下来）：“我不愿意，你为了要保护我，把整列火车的犹太人送走。”

    “娜塔丽，我原来对默梅尔斯坦就是这样说的。可是，咱们知道，遣送的人总是要走的。”

    “可是，那不是由你经手办的。”

    我感动了。我说：“Ye－bores v ‘el va －haros.她向我和其他几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学了一些希伯来语，但是懂的并不多。她迷惑不解地朝我望着。我解释道：”这是引的犹太教法典里的句子。有三件事是犹太人在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