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和淡而无味的汤，早晨给一杯棕黄色的剩茶。每天早晨有半个小时，可以让他们去上厕所，他们用后必须从顶板到地下都洗刷消毒，好让德国人使用。这不是一次最舒适的旅行。然而和他们在牲口车里那些同胞相比，他们却好得多了，这一点他们也知道。

    其实，这样反而使杰斯特罗感到痛苦。由于受到乘卧车这种特殊照顾，他那乐天知命的宁静心情反而被打乱了。会不会还有一线希望呢？其他十七个人，肯定都以为还有希望。一天到晚，他们也不去说别的，老是谈受到的这种优待表示前途光明。那些有妻儿子女在其他列车里的人，甚至为家属表示乐观。不错，这列车分明不是开往德累斯顿的。但是，不管它向哪里开，反正这批被遣送的人当中的“知名人士”总是“知名人士”。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到达目的地，他们就要设法去照料自己的亲人。

    埃伦。杰斯特罗凭常识也可以想到：让他们乘卧车，这可能是德国人更残酷的愚笨行为，是官僚机构的一时疏忽，或者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办法，为的是不要让某些人乘牲口车，以免他们在周围人群当中点燃起反抗的火花。然而，你要坚持不被别人在绝望中怀抱的热情所激动是困难的。他自己也渴望能够活下去。这十七个高级知识分子争辩起来时，那些话都是娓娓动听的，这些人是：三位长老、两位拉比、一位交响乐队指挥、一位画家、一位钢琴演奏家、一位报纸发行人、三位医生、两位作战中负过伤的军官、两位半犹太血统的实业家，还有那位遣送组主任，那是一位满面愁容、个子矮小的柏林律师，只有他从来不跟别人谈话，甚至不朝他们看上一眼。谁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开罪了他的上司。

    除了在他们包房外边站岗的那个卫兵，其他的德国人都不去理会这些犹太人。乘党卫军的车，不管算是享受多么大的特权，它只使人感到紧张。犹太人通常都是象染了瘟病的言生，被从那些权势人物中隔离开来。他们只可以闻到送上车来供党卫军大嚼的伙食的香味。一到晚上，车上就有人醉醺醺地高唱轻松的歌曲，大声争论不休，有时候听来只觉得可怕。这种条顿人中习见的喧闹近在飓尺，使这些“知名人士”胆战心惊，因为随便什么时候，只要党卫军想到要解闷，他们就会跟这些犹太人开一次玩笑。

    第二天晚上，已经很迟了，几个党卫军军官还在喷着酒气大唱其《霍斯特。韦塞尔之歌｝），这时候杰斯特罗就想起三十年代中期他在慕尼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当时的感想重新涌上他的心头。那时他虽然觉得纳粹党人可笑，但他们这首歌里确实含有一些德国人隐藏在心底的愁闷；即便是现在可能即将死在他们手中了，他仍旧可以在这嘈杂的合唱中听出那种朴素但富有浪漫情趣的“对故乡的怀念”①。突然，包房的门推开了。警卫喊道：“那个臭犹太佬杰斯特罗！到四号包房去！”杰斯特罗被吓得战战兢兢。其他的犹太人都沉下了脸，让开了路。他走出去，警卫踏着沉重的步子跟在他后面。

    四号包房里，一个花白头发、双下巴的党卫军军官在和其他几个军官喝酒，吩咐他站在一边侍候。这位党卫军军官正在高谈阔论，把七年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比，指出希特勒与菲特烈大帝之间有一些可喜的类似之处。他再三强调，这两场战争都说明，一位伟大统帅所领导的纪律严明的小国，可以抗敌几个庸碌无能之辈所领导的巨大但是不稳定的联盟。菲特烈象元首一样，也巧妙地施展了出奇制胜的外交攻势；他总是首先进攻，屡次以刚强的意志扭转了看来是必败的战局，而到最后，俄国伊丽莎白的猝死，就给了沸特烈需要的时机，终于签订了一项有利于他的和约。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都高年多病，有不健康的习惯。他们当中，无论哪一个死了，联盟就会同样在一夜之间瓦解，花白头发的军官这样说。其他几个军官都很受感动地交换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