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都吊着德国军人的尸体，上面还标着“懦夫”或“逃兵”字样。

    不用说，所有这些国社党的“妙计”只能进一步削弱我军日益衰竭的战斗力。俄国人很快就突破了希姆莱的防线，直抵波罗的海，截断了东普鲁士和拉脱维亚的大部分德国军队。多亏邓尼茨那一次巧妙的海上撤退，那一次比敦刻尔克更为艰巨但被人遗忘了的救援行动，才保全了那些军队和许多平民。后来人家发觉，原来希姆莱那时候正在秘密通过瑞典单独进行和平试探，同时还异想天开地在安排一次谈判，准备释放那些劫后余生的犹太人，以此换取巨额赎金。

    最后，可惜为时过晚，希特勒才派海团里希将军去替换这个庸懦无能的坏蛋。可是，这时候希特勒自己也暴露了他那地道的纳粹本色。美国人在一次神出鬼没的突击中占据了雷马根桥，希特勒就大发雷霆，命令枪毙四个优秀的军官，怪他们没能够及时炸毁那座桥。这些人当中凑巧有一个就是我的妹夫，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信守效忠的誓言是困难的。

    斯佩尔与希特勒自从当上了斯佩尔的联络官，我就发现自己在效忠方面受到了最大的考验，因为我执行破坏任务时，恰巧处于斯佩尔与希特勒二者的矛盾之间。元首在敌军东西夹攻的情况下，正颁布一项“焦土计划”。要用我们自己的炸药去把柏林主要的公共设施全部炸毁。所有各地武装部队撤退时，都应炸坏桥梁、铁道、航道、公路，只留下一片“舟车绝迹的沙漠”；我们要放水淹没鲁尔区的煤矿，爆炸钢铁厂、发电厂、煤气厂、水坝，实际上是要德国成为一个百年内无法居住的地区。斯佩尔试图谏阻，希特勒索性破口大骂，说反正德国人已经证明自己不配继续生存，或者说一些这类强词夺理、毫无心肝的胡话。

    斯佩尔和所有的纳粹一样忠心耿耿。他对希特勒那样象狗似的阿谀奉承永远使我感到恶心；然而，同时他又是一位现代工艺专家，对国家的军工生产克尽职责，这就必然会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知道那场战争已经输定，于是几个月来就一直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打消希特勒的破坏命令。有时候，他靠连哄带骗，终于撤销了这些命令，他坚持的理由是：我们不久就需要所有那些桥梁以及其他设施，来帮助实现元首的神机妙算，进行反攻，恢复失地。也有时候，他篡改了希特勒的命令，只吩咐炸毁一两座桥，而保全了一个地区的其他部分。

    倒霉的是，他这种两面三刀的做法使我的处境为难了，因为我必须去应付那些接受了希特勒命令的将军。我必须劝诱他们延缓执行这些命令。自从处决了那四名雷马根的军官，再要说服这些将军就更加困难了。于是，在军事会议上，我只好夸大那些已经执行的破坏工作，避而不谈其余的事。正象斯佩尔一样，我是在玩命。幸而这时候元首已经深深坠入梦境，所以你可以凭自己的运气每次在会上随便回答一两个问题，就那样混过去。

    再说，这时候哄骗他的人也不止我一个。四月里召开的这些会议已经成为纸上谈兵，根本不去接触到地堡以外可怕的现实。希特勒总是全神贯注地看那些地图，调度一些影子师团，指挥大规模的反攻，争论一些撤退的细节，表面上一切都象他从前那样，但实际上这些事连一件也没发生。我们都心照不宣，约齐了用一些安慰的空话去哄他。然而他本人仍旧保持着我们对他矢守的忠诚。约德尔和凯特尔发出了一系列井井有条、切合实际的命令，要挽救当时正在崩溃的局势，以免我们随着德国的光荣一起毁灭。当然，这情形是无法持续下去的。现实肯定就要来冲破这个梦境了。

    一次爆发四月二十日，在少数几个人为希特勒举行的那一次凄凉的祝寿宴会上，约德尔通知我，叫我立即离开那里，去协同邓尼茨的参谋人员组织一个北方最高统帅部。美军和俄军在易北河上的会师就要把我们的陆上交通全部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