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只管用手向那间下屋指着，鼓了劲才逼出一句话来，说：“那个……剃头的……哦，委……委员……”

    师爷莫名其妙，生气地骂我：“你胡说些什么？”

    我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呆呆地张着嘴，用手指着下屋。师爷大概也觉得我的脸色不好看，不知道为什么我被吓成这个样子，也就只好到下屋去看个究竟。我就赶快溜回我们的办公室去。我和那两个被叫去剃过头的老科员正在面面相觑，忽然见到师爷出来了。一看，他的脸色发白，张着嘴巴，看来并不比我高明一些。他很想快跑，可是他那双腿不听使唤，像打了摆子，东偏西倒地走不快。他用手拉着裤腿，继而又拍他的大腿，想叫他的大腿快走。他总算走进签押房去了。过了一会儿，县太爷出来了，师爷的毛病好像一下子就传染给县太爷了，他也是脸色煞白，张开嘴巴，两腿拖拖拉拉地走不动，不同的是，他还用雪白的手帕不住擦额头上冒出来的汗水。

    他们两个到下屋里去了，过了一会儿，县太爷先出来，接着是师爷出来，两个人一字儿排在门口，低着头，县太爷诚惶诚恐地用手一摆，指着去后花园的路，说：“请！”接着，那个真正的视察委员昂头阔步，抱着大公事皮包，从下屋走了出来，向后花园去了。县太爷和师爷也跟着进去，很恭顺的样子。

    以后的事情，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只是看到师爷跑进跑出，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第一次出来他是愁眉苦脸的；第二次出来却是喜笑颜开的样子了。我们这些老在衙门进出的人，一看就明白，紧张的形势已经缓和下来，就是说，“包袱”已经说妥，剩下来的事就是摆出丰盛的接风筵席了。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晚上在后花园的花厅里灯烛辉煌，本县各方面的当道人物都一个一个地来了。

    来得最早的一个是县党部的郭书记长。新生活的事情是他最重要的公事，同时，大概他还要把本县防止共产党活动的事向来的视察大员汇报。因为按照惯例，这种从中央派出来的大员，特别是像这种新生活视察委员，都负有这种秘密使命的，因此书记长要早一步来。

    第二个来的是本县县银行的朱行长，人家都叫他“猪头”，不特因为这个人胖得出奇，而且大家一有用钱的事，总是想起他来。他是本县的财神爷。人家恭敬他的时候就叫他“朱财神”。他对于各种各样的宴会总是兴趣最浓，因为他的身体对于各种各样富于营养的物质最感迫切需要。今晚上这种丰盛的筵席他是绝不可以迟到的。自然，也许还另外有原因，县太爷许给视察委员的“包袱”，总是先从县银行垫出来的，也许是送大票子来了。你看他手里不是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绿帆布手提包吗？

    第三个进来的是本县的中学校长，他也是本县新生活运动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之一。他在年轻的时候到日本留过学，很带回一些“维新思想”，只要一提起日本明治维新的事，他就口若悬河地摆个不停。他很讲究卫生和身体锻炼，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倒霉就因为是东亚病夫。为了去掉东亚病夫的诟病，他年逾六十，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在花园打太极拳，锻炼身体。他非常反对随地吐痰，他说这是百病之源。他常常说：“当我在日本的时候……”大家一听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又是吐痰的事儿。果然他接着就说：“随地吐痰是犯法的，要罚款的。”说罢，他就摸出几张白色绵纸，很文明地把痰吐在上面，然后谨慎地包了起来，放进他的宽袖里去。他素来是遵守时间的，所以他也来得很早。

    以后进来的人就多起来了。局长、院长、处长、所长、会长，还有圆胖胖的脸上总是堆着微笑、很满意于自己的幸福生活的地主老爷们，还有精神抖擞、走起路来一摇三摆、卷着白袖头随时准备打架的袍哥大爷。当然也还有在官场、市场、赌场上以及在公馆、妓馆、烟馆里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