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写好的一部分稿，自不必说,都被抄没，判了死刑。

    解放以后「工作很忙，但我仍然不忘怀于大概也是敝帚自珍的积习难改吧，又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一九六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同志来成都,后来还有王士菁同志來成都，看到了少量文稿，认为有特色，鼓励我写出来。君宜同志并且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我订了合同。于是我把它当作一回事,在写《清江壮歌》之余,认真地写起来。

    不幸的是，中已经写好的几记连同其它大量文稿、索材笔记小说提纲和大量资料，都当作罪证，在“大革文化命”的十年间被抄走了。我和我的文稿的命运是大家都可以想见的。我突然被昨天的并肩战友当成十恶不赦的敌人，抛了出来，在“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识途揪出来”的通栏标题下，整版整版地批判我和我的作品的“奇文”,连篇累牍地刊登出来。想些文章的强辞夺理，捕风捉影，含血喷人，色苈内荏之神妙和那个秀才班子奉命作文言不由衷的窘态,使我既觉有趣，又觉可怜。

    我特地把这些奇文剪贴成册，写上“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们硬封我为“周扬黑帮”的四川代理人，而且勒令我和沙汀，李亚群组成“四川的三家村”，由我荣任这个三家村的黑掌柜。而且一个由造反派联合而成规模不小的“打马联络站”和“战斗队”也行动起来，印出一本又一本我的“罪行录”。这一切组织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工作都作够以后，我早已预料到的命运到来了。我终于锒铛入狱，在那些“红色改造专家”的指挥下，奉命洗心革面和脱眙换骨去了。而且荣幸地又和沙汀、艾芜同志关在一起。这样一混就是五六年。但是在那里面我并不感到度日如年，我利用写检查交代材料的多佘纸笔，竟然又写起小说和杂记来。中一些人物又跳到我的眼前来，呼吁他们的生存权利。正如造反派说的，“人还在，心不死”，我的文稿可以被没收，我的脑袋是无法没收的，我就有自由在脑子里写我的作品。

    “四人帮“垮台后，真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在出版社的催促下，决定重打锣鼓新开张，从头再写。不过这第一步跨出去却很难，搞了一年，成效甚微。幸喜我偶然找到一份被油印出来供批判用的《破城记》的原稿，真是欣喜若犴。这份油印稿由《当代》编辑部拿去在《当代》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央广播电台又广播了，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这给我很大的鼓舞。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又写了起来，总算在一九八二年复夭在青岛疗养之际，写完了初稿。

    这就是我在四十年间写这一部小说的经过，也是这一部小说在四十年中的遭遇。它几经劫难，终于获得了出世的权利。但是且慢。这一部小说还到底要多久才能出版，送到读者手里，我不得而知。而且到底这部小说能不能蠃得读者，很没有自信。我曾经不止一次对出版社的编辑说过，我已老了，这部书也老了，而“老了”就是落后和陈旧的标志。这部小说和现代洱行的小说，无论在思想题材风袼语言上都很不一样，或者明白地说，陈旧了，落伍了。谁还想肴这些几十年前胨谷子烂芝麻的记录呢？谁还耐烦去听茶馆里慢吞吞地摆着的龙门阵呢？谁还喜欢这种粗俗的民间文体呢？不过听编辑部的同志说，从已发表的片断来看，还不算坏，可以表露我的特别风格，而且从在中央台广播和地方报纸转载后的群众反映看，也颇不恶，至少有点趣味，还可以当作腐败透顶的蒋介石王朝的一面观。既然如出版社的旧约又必须认帐，那就让它出去见世面去吧。

    —九八二年国庆节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