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书我也听得不少，忠臣也晓得几个；死得象王雪公这样惨的，实在不多。总要想办法替他表扬表扬，留下长远的纪念，才对得起死者。”

    “这又何劳你费心？朝廷表扬忠义，自然有一套恤典的。”朝廷的恤典，胡雪岩当然知道，象王有龄的这种情形，恤典必须优渥，除了照“巡抚例赐恤”，在赐谥、立传、赌祭以外，殉节的封疆大吏，照便可以入祀京师昭忠祠，子孙亦可获得云骑尉之类“世袭罔替”的“世职”。至于在本省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只要有人出面奏请，亦必可邀准，不在话下。

    胡雪岩的意思，却不是指这些例行的恤典，“我心里一直在想，王雪公死得冤枉！”他说，“想起他‘死不瞑目’那句话，只怕我夜里都会睡不着觉。我要替他伸冤。至少，他生前的冤屈，要教大家晓得。”

    照胡雪岩的看法，王有龄的冤屈，不止一端：第一、王履谦处处掣肘，宁绍可守而失守，以致杭州粮路断绝，陷入无可挽救的困境；第二，李元度做浙江的官，领浙江的饷，却在衡州逗留不进。如果他肯在浙西拼命猛攻，至少可以牵制浙西的长毛，杭州亦不会被重重围困得毫无生路；第三，两江总督曾国藩奉旨援浙而袖手旁观，大有见死不救之意，未免心狠。

    由于交情深厚，而且身历其境，同受荼毒，所以胡雪岩提到这些，情绪相当激动。而在古应春，看法却不尽相同；他的看法是就利害着眼，比较不涉感情。

    “小爷叔，”古应春很冷静地问道：“你是打算怎么样替王雪公伸冤？”

    “我有两个办法，第一是要请人做一篇墓志铭，拿死者的这些冤屈都叙上去；第二是花几吊银子，到京里请一位‘都老爷’出面，狠狠参他一本。”

    “参哪个？”

    “参王履谦、李元度、还有两江的曾制台。”

    “我看难！”古应春说，“曾制台现在正大红大紫的时候，参他不倒。再说句良心话，人家远在安庆，救江苏还没有力量，哪里又分得出兵来救浙江？”

    胡雪岩心里不以为然，但不愿跟古应春争执，“那末，王履谦、李元度呢？”他说，“这两个人总是罪有应得吧？”“王履廉是一定要倒霉的；李元度就说不定了。而且，现在兵荒马乱，路又不通，朝廷要彻查也无从查起。只有等将来局势平定了再说。”

    这一下惹得胡雪岩心头火发，咆哮着问：“照你这样说，莫非就让这两个人逍遥法外？”

    胡雪岩从未有过这样的疾言厉色，古应春受惊发楞，好半天说不出话。那尴尬的脸色，亦是胡雪岩从未见过的；因而象镜子一样，使得他照见了自己的失态。

    “对不起，老古！”他低着头说，声音虽轻缓了许多；但仍掩不住他内心的愤慨不平。当然，这愤慨决不是对古应春。他觉得胡雪岩可怜亦可敬，然而却不愿说些胡雪岩爱听的话去安慰他。“小爷叔，我知道你跟王雪公的交情。不过，做事不能只讲感情，要讲是非利害。”

    这话胡雪岩自然同意，只一时想不出，在这件事上的是非利害是什么？一个人有了冤屈，难道连诉一诉苦都不能？然则何以叫“不平则鸣”？

    古应春见他不语，也就没有再说下去，其实他亦只是讲利害，未讲是非；这一阵子为了替胡雪岩打听杭州的消息，跟官场中人颇有往来，王有龄之殉节，以及各方面对杭州沦陷的感想批评，亦听了不少。大致说来，是同情王有龄的人多；但亦有人极力为曾国藩不救浙江辩护，其间党同伐异的论调，非常明显。王有龄孤军奋战，最有渊源的人，是何桂清，却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什么人要为王有龄打抱不平，争论是非，当然会触犯时忌；遭致不利，岂不太傻？

    古应春也知道自己的想法，庸俗卑下；但为了对胡雪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