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有一匹马，驮着一只箱子，看上去并不大，可是压得马的腰都弯了，可以想见其中装的是金银珠宝。这八个樵夫见此光景，大起贪心，一方面想侵吞李秀成的钱财，一方面还想报功领赏。于是这八个人将李秀成主仆骗入山下的“涧西村”，公推一个姓陶的去向官军报信；目的地是驻扎太平门外的李臣典营中，因为姓陶的有个同族弟兄是李臣典的部下，托他转报，比较妥当。

    姓陶的经过钟山，又饥又渴；想起这里是萧孚泗的防区，营中有个伙夫，因为供应柴草的关系而熟识，不妨到他那里歇脚求食。

    姓陶的得意忘形，休息闲谈之间，透露了生擒李秀成的经过。这个伙夫便转告亲兵；亲兵转报萧孚泗，姓陶的便注定要做枉死鬼了。

    一番密密嘱咐，将姓陶的好酒好肉款待；萧孚泗自携亲兵二十多人，烈日下疾驰到涧西村，将李秀成手到擒来；价值十余万银子的金银珠宝，亦归掌握。姓陶的被一刀斩讫，借以灭口；不过萧孚泗总算还有良心，没有杀那个伙夫，给了他五颗上好的珠子，一匹好马，暗示他连夜“开小差”，走得越远越好。

    萧孚泗的得封男爵，就以生擒李秀成之功。曾国荃到后来才知道真相，吩咐赏那八家樵夫，每家一百两银子。结果为亲兵吞没大半，只拿出去一个“大元宝”——五十两银子，由八家均分。

    如果李秀成真是为萧孚泗凭一己之力所生擒，这份功劳，就真值得一个男爵了。因为“天京”虽破，“幼天王”未获，只说已死在乱军之中，对朝廷似难交代。幸好有个李秀成，论实际，其人之重要又过于“幼天王”，足可弥补元凶下落不明之失。

    其时曾国藩已由安庆专船到江宁，抚循将士，赈济百姓以外，另一件大事，就是处置李秀成，委派道员庞际云、知府李鸿裔会审，这李鸿裔，就是曾国荃向朱洪章所说“捣鬼”的“李某”。

    从六月廿七到七月初六，十天的功夫，审问的时间少，李秀成在囚笼写“亲供”的时候多；每天约写七千字，总计约七、八万言。却为曾国藩大删大改、所存不过三分之一；方始奏报。其中谈到城破后，洪秀全两个儿子的下落，说是“独带幼主一人，幼主无好马，将我战马交与骑坐。”“三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带幼主冲由九帅攻倒城墙缺口而出。君臣数百人，舍命冲出关外，所过营塞，叠叠层层、壕满垒固。幼主出到城外，九帅营中，营营炮发，处处喊声不绝；我与幼主两个分离，九帅之兵，马步追赶，此时虽出，生死未知。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进，定然被杀矣，若九帅马步在路中杀死，亦未悉其是幼主，一个小童，何人知也？”

    这段供词，与曾国藩奏报“幼逆已死于乱军之中”，有桴鼓相应之妙；不道弄巧成拙，反显删改之迹——“幼天王”未死，逃到湖州了。

    在曾国藩封侯的同时，又有恩旨赏赉东南各路统兵大帅及封疆大臣；亲王僧格林沁，加赏一贝勒；湖广总督官文，赐封一等伯爵，世袭罔替；江苏巡抚李鸿章一等伯爵；陕甘总督杨岳斌、兵部右侍郎彭玉麟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加太子少保衔；四川总督骆秉章、浙江提督鲍超，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西安将军都兴阿、江宁将军富明阿、广西提督冯子材、均赏给骑都尉世职。

    东南大员，向隅的只有左宗棠和江西巡抚沈葆桢，上谕中特为交代：“俟浙赣肃清后再行加恩。”这虽是激励之意，但相形之下，未免难堪；尤其是李鸿章封爵，使得左宗棠更不服气。往深一层去想，曾国藩节制五省军务，江西、浙江亦在其列；这两省既未肃清，就是曾国藩责任未了，何以独蒙上赏？

    再有一件事，使左宗棠气恼的是，江宁溃败的长毛，只有往东南一路可逃；因而湖州一带，本来打得很顺利的，忽然增加了沉重的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