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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顶商人(9-1)
兵之咎;亦以无负锡封爵位之恩。左宗棠自与胡雪岩深谈以后,默默打算;自己这方面地利、人和都不及李鸿章,如果不能大包大揽,放下诺言,限期独力攻克湖州,就不能禁止李鸿章驰驱前路,自北面攻湖州。两军不能合作,便成争功的局面;李鸿章争不过无所谓,自己争不过,让李鸿章喧宾夺主,那就一世英名付之流水了。

    他想来想去,因人成事,利用李鸿章相助,是为上策。自己只要尽到了地主的道理,客军不能不处处情让,即使苏军先攻入湖州,李鸿章亦总不好意思,径自出奏。只要光复湖州的捷报由自己手中发出,铺叙战功,便可以操纵了。

    打定了主意,暂且做一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左宗棠亲自提笔,写了一封极恳切的信给李鸿章,在商略扫荡东南余孽的策略中,透露出求援之意。李鸿章亦很漂亮,答应将他部下的“郭刘潘杨四军”,全数投入湖州战场。郭刘潘杨——郭松林、刘铭传、潘鼎新、杨鼎勋四军,是淮军的中坚;其实李鸿章投入湖州战场,还不止这四军,另有以翰林从军的刘秉璋,与曾国藩小同乡、江南提督黄翼升的水师,亦奉委派,分道助攻。朱鸿章的心思与左宗棠大致相同,有意大张声势,将进攻湖州一役,看得不下如金陵之复,一方面象押宝似的,希望能俘获“幼逆”,掘得“金穴”;一方面亦是有心扫扫曾军的兴头。

    在湖州的长毛,号称二十万,至少亦有六折之数;左李两方,正规军合起来不下八万,加上随军的文员、夫役,总数亦在十万以上。彼此旗鼓相当,发生恶战是意中之事;但胜负已如前定,而且长毛败退的情况,大致亦在估计之中。因为由于地形的限制,进取的方向,只能顺势而行。左宗棠所部由湖州东南、西南两方面进逼;苏军则由东北、西北分攻,并从正北进扼大钱口,以防长毛窜入太湖。湖州的东面,是东南最富庶的地区,有重兵防守,而且东到海滨,并无出路;在湖州的长毛,唯一的出路,只是向西,如能冲过广德,则江西有李世贤、汪海洋,都是长毛中有名的悍将,能会合在一起,或者还有苟延残喘的可能。

    战场如棋局,不但敌我之间,尔虞我诈;就是联手的一方,亦在钩心斗角——李鸿章毕竟还是下了一着专为自己打算的棋,将刘铭传的二十营,陆续拔队,指向浙皖之交;名为进攻广德,断贼归路,其实是想拦截黄文金,俘“幼逆”,夺辎重。

    湖州终于在七月二十六克复了。

    如事先所估计的,黄文金果然开湖州西门遁走。大队长毛分三路西窜,到了广德,又分两路,一路向皖南;一路是由黄文金带着“幼逆”,由宁国过西天目山,经开化、玉山窜入江西境内。刘铭传穷追不舍;其他各军为了争功,亦无不奋勇当先,连追五日五夜,长毛溃不成军,黄文金死在乱军之中了。

    但是洪福真却还是下落不明;比较可靠的传说是由江西南下,打算与窜至广东、福建边境的李世贤、汪海洋会合。然后西趋湖北;与“扶王”陈德才联结,自荆襄西入陕西,在关中另起一个局面。这当然是一把如意算盘。但即令打不成功,这样窜来窜去,如与安徽、河南的捻匪合流亦是大可忧之事。因此,朝廷对两次三番,穷追猛打,而竟未能促住“幼逆”,置之于法,深为恼火。

    更恼火的是左宗棠。“全浙肃清”的折子已经拜发,而洪福真未获,就不能算克竟全功,一时还难望分茅之赏。

    辨明了“十万”之说;再论纠参部下的责任,言语晚为犀利:“至云杭城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州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仅是这两句话,便如老吏断狱,判定曾国荃有不容贼众逸出的责任,而曾国藩有谎报军情的罪过。但在结尾上,却又笔锋一转,故弄狡猾:‘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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