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遍东南，但广东受灾极轻。不过早年为了筹饷，广东督抚不得不迁就膺专阃之寄的曾国藩的保荐。事平以后，情况不同，收权之时已到；但一则碍着曾国藩，再则以郭嵩焘的出身与居官的绩效，如无重大过失，不能随便调动，尤其是有瑞麟在，相形对比，如说要整饬广东吏治，首先该调的应该是瑞麟而不是郭嵩焘。即令退一步来看，至少亦该瑞郭同调；否则谕旨中一再申明的“用人行政，一秉大公”等等冠冕堂皇的话，就变成欺人之谈了。

    难得左宗棠力攻郭嵩焘，却好可用来作为收权的途径。黜郭不易；要黜蒋益澧容易得很。因为论他的出身资望与才具，都不适方面之任；将来一纸上谕，轻易调动，决不会有人说闲话。

    再有层好处，便是有蒋益澧的比照；瑞麟当两广总督，便显得很够格了。所以八月间降旨，瑞麟的两广总督真除；由署理变为实授。

    同一天——同治五年八月十七，另有两道上谕：一道是陕甘总督杨岳斌奏：“才力不及，病势日增，恳请开缺”；调左宗棠为陕甘总督。

    另一道说：“杨岳斌于人地不甚相宜，办理未能有效；眷顾西陲，实深廑系。左宗棠威望素著，熟谙韧略，于军务地方，俱能措置裕如；因特授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陲。”是特为表明，赋左宗棠以平服西北的重任。

    照历来的规制，封疆大臣的调动，首先将预定的人选召赴到京，陛见称旨，方始明发上谕；然后“请训”出京。如果不经这一番程序，直接降旨调补，那末新任就该自请陛见请训；意思是此一调动，必含有除旧布新的整顿之意在内。朝廷的希望如何，必先探询明白，所以应该请训。当然，亦有例外，例如军情紧急，不容耽误，便可在上谕中明示：“即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对左宗棠的新命，即是如此。

    不过，这是表面的看法，实际上另有文章。因为左宗棠由东南旧任赴西北新任，绕道京师，由山西入秦陇，并不算太费事；而况回乱势缓，已经历相当时日，与防患将然，深恐一发不可收拾，愈早扑灭愈好的情况不同。而所以阻止他赴京请训，只为左宗棠的手段，军机处及各部院都领教过了，要饷要人，需索不已；一旦到京，非满足他的要求不到任，岂不麻烦？所以索性不要他上京。

    调任的上谕到达福州时，已在二十天之后。其时左宗棠正在大办“保案”，肃清福建广东残匪，出了力的人，固然个个有分；不曾出力的，亦千方百计，夤缘请托，希翼在保案上加个名字。一时福州城内“冠盖云集”，热闹非凡；及至传出左宗棠调督陕甘的消息，在福建候补，已搭上了线，可以借军功升官补缺的人，无不大为失望，因为靠山虽然未倒，却已移了地方，无可倚恃了。

    胡雪岩这时也在福州。左宗棠为了酬谢他在上海接济军火粮饷的功劳，特地备好一个“附片”，等他到了，方始随折拜发。这个“附片”是专保胡雪岩加官；不列入名单而单独保荐，称为“密保”，效用与开单“明保”，不大相同，措词当然极有分量，说是：“按察使衔福建补用道胡光墉，自臣入浙，委办诸务，悉臻妥协。杭州克复后，在籍筹办善后，极为得力；其急公好义，实心实力，迥非寻常办理赈抚劳绩可比。迨臣自浙而闽而粤，叠次委办军火军糈，络绎转运，无不应期而至，克济军需。”是故恳请“破格优奖，以昭激励，可否赏加布政使衔”。

    加官自是胡雪岩所希望的；不过，使他特别兴奋的，还不在布政使这个衔头，而加了布政使衔，便可改换顶戴。原衔按察使——臬司是正三品，戴的是亮蓝顶子；布政使——藩司是从二品，便可以戴红顶子了。

    捐班出身的官儿，戴到红顶子，极不容易；买卖人戴红顶子，更是绝无仅有的事；除非象乾隆年间的盐商那样出自特恩，但亦只有一两个人。是故饮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