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消息传回国内，舆论大哗，痛责崇厚丧权辱国。而崇厚敢于订此条约，是因为背后有两个强有力的人在支持，一个是军机大臣沈桂芬，他是朝中足以与“北派”领袖李鸿藻抗衡的“南派”领袖，深得两宫太后的信任。一个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以继承曾国藩的衣钵标榜，在军务与洋务两方面的势力，已根深柢固，难以摇撼。在议约的半年中，崇厚随时函商，获得沈、李二人的同意，才敢放心签约；而且未经请旨，即起程回国，留参赞邵友濂署理出使大臣。

    沈桂芬、李鸿章虽都赞成伊犁条约而动机不同。沈桂芬是因为僵持的局面持续，朝廷既不能不派重兵防守，左宗棠的洋债就不能不借，长此以往，浩繁的军费会搞得民穷财尽，用心可说是委曲求全。

    李鸿章就不同了，多少是有私心的，第一、如果中俄交恶而至于决裂，一旦开战，俄国出动海军，必攻天津，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就不知道拿什么抵挡了；其次，左宗棠不断借洋债扩充势力，自非李鸿章所乐见，伊犁事件一结束，左宗棠班师还朝，那就无异解甲归田了。

    无奈崇厚的交涉办得实在不高明，两宫震怒，士林痛诋，连恭王与沈桂芬主持的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诸大臣，亦觉得过于委屈，有改议的必要。

    于是朝命以出使俄国大臣崇厚不候谕旨，擅自启程回国的罪名，开缺交部严加议处。所议的俄约，交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这就是所谓“廷议”。

    廷议的结果，崇厚所签的条约，无一可许，两宫因而如开“御前会议”，慈禧太后原想严办崇厚，加以“翰林四谏”中的宝连与黄体芳，上奏力攻崇厚而且语中侵及李鸿章与恭王；这一来，崇厚便免了革职拿问，交刑部议罪，虽非锒铛入狱，而软禁在刑部提牢司的“火房”中，这度日如年的况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举是抵触“万国公法”的，各国公使，群起抗议，但朝廷不为所动，一面派使英兼使法的钦差大臣、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兼使俄，谋求改约；一面将崇厚定了“斩监”的罪名。不过，朝廷并未放弃和平解决的意愿，备战以外，由李鸿间策动英、法、德三国公使，出面调停；免了崇厚的死刑，但仍监禁，然后曾经泽才在光绪六年六月，由伦敦动身赴俄。

    交涉开始之时不会顺利，是可想而知的。幸而曾纪泽不愧名父之子，运用他对“万国公法”的知识、出使的经验及关系，促请英、法驻俄公使的协助，在左宗棠到京的前两天，与格尔思改定了约稿，伊犁收回；嘉峪通商，不明定可通至某处；松花江通航取消；只是赔偿军费增加四百万卢布，共为九百万。

    当中俄关系紧张时，李鸿章提出“海防论”的主张，与左宗棠的“陆防论”针锋相对。及至左宗棠到京入军机，先议俄约，由于曾纪泽挽回利权之多，超过朝野的期望，左宗棠亦表示满意，无甚争执；后议李鸿章“海防”的计划，他的话就多了，由海防谈到陆防；一转而为西陲的形势，与他在新疆用兵的经过，滔滔不绝，目无余子，军机处只听得他一个人又说又笑，“礼绝百傣“的恭王，默坐一两个时辰，连句话都插不上。

    “大先生你想，”汪惟贤说：“不要说恭王，哪个都吃不消他。恭王忍了又忍，忍到后来，索性要军机章京把原折收了起来，不议了。”

    “不议了？”胡雪岩诧异：“李合肥的海防，规模大得很呢！要开办北洋舰队、电报局；多少人等着吃这块大肥肉，哪里就说说算数，不议了？”

    “喏，”汪惟贤放低了声音说：“毛病就出在这里，不议不可以，要议又怕我们左大人独讲空话。那就只有调虎离了山再议。”

    一听这话，胡雪岩心冷了一半。原以为有左宗棠这样一座靠山当大军机，将来要借洋债，必然由他来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