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要管，职权仿佛明朝“代天巡守”的巡按御史；曾经在武昌请王命旗牌立斩不法的水师总兵谭祖纶；至于地方官经他参劾，革职查办的，亦颇不乏人。总之，只要彭玉麟参谁，谁就非倒楣不可。

    盛宣怀想到了这个人，李鸿章亦认可加利用，于是摭拾浮言，激动了彭玉麟的脾气，真个以密折严劾刘坤一，大致是：第一、鸦片瘾大，又好逸乐，精神不济，无力整顿公事；第二、姨太太很多，稀见宾客，又纵容家丁，收受门包；第三点最厉害，亦是彭玉麟亲眼所见，最感不满而又是他应该管的事：“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迷目，甚或坍毁。”

    密折到京，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决定振彭玉麟进一步密查；同时内召来京觐见，打算不让他回任了。据说荣王曾经跟李鸿章商量过这件事，其时陕甘总督改派曾国荃，而曾国荃嫌地方太苦，又怕无法指挥左宗棠的嫡系部队，一直不愿就任，使得朝廷深感为难，不如乘此机会，改派刘坤一当陕甘总督。

    至于两江总督则以清望素著的四川总督丁宝桢调补，遗缺由李鸿章的胞兄李瀚章接任。

    这是李鸿章的一把如意算盘，原来清朝的制度，封疆大吏划疆而治；总督往往亦仅管得一省，不比明朝的总督、巡抚有是流动性的。这种制度之形成，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皇帝认为各有专责，易于考查，也就是易于驾驭。因此，尽管常有“不分畛域”的上谕，实际上限制甚严，不准有越权的行为。及至洪杨乱起，这个相沿两百年而不替的传统被打破了。

    清朝在道光以前，凡有大征伐，调兵遣将，权皆操之于皇帝；军饷亦由国库拨发，统帅功成还朝，缴还兵权，受赏而回本职，并无私有的军队。但自曾国藩创立湘军，而军饷又须带兵将帅，就地自筹以后，整个情况大变；变成官不符职守非其地、财难己用、兵为私有。曾国荃进围金陵时，他的官衔是浙江按察使，一省司法长官，带兵打仗，岂非“官不符职”？而打仗又非为浙江划守土之责，这就是“守非其地”。

    “财难己用”就更微妙了，本秦人视越，肥瘠漠不相关，但在左宗棠西征时，却非希望浙江丰收不可，因为浙江按月要交西征协饷十四万银子，而本省修理海塘，反须另筹财源。至于“兵为私有”，则以湘、淮两军原为子弟兵，父子兄弟叔侄，递相率领，成为规例；淮军的这个传统，更是牢不可破。

    因为打破了疆域与职守的限制，李鸿章才能运用手腕，伸张其势力于两江——南洋。直督兼北洋大臣；江督兼南洋大臣，李鸿章一直强调，无论筹办防务或者与外洋通商，南北洋必须联络一致，不分彼此。话是如此，却只有北洋侵南洋之权，南洋的势力达不到北洋，因为北洋近在畿辅，得地利之便，可直接与各国驻华公使联络交涉，这样，有关南洋的通商事务，自然而然地由北洋代办了。同时“总理务国事务衙门”，为了在交涉上留有缓冲的余地，往往先委托北洋从事初步谈判，保留着最后的裁决权，这一来使得李鸿章更易于扩张势力。

    如此这般，李鸿章就不能关心两江总督的人选了。最好是能听他指挥，其次也要能合作。象刘坤一这样，李鸿章就觉得有许多不便，因而希望丁宝桢接任江督。丁宝桢是他会试的同年，李鸿章一直很拉拢他；丁宝桢每次奉召述职时，京中上自王邸军机，下至同乡京官都要打点，无不是由李鸿章预备了整箱的现银，这样的交情，他相信丁宝桢调任江督，一定能跟他合作无间。至于李瀚章，除了贪黩之外，别无他能；而四川经丁宝桢整顿以后，是个可以卧治的省分，李鸿章是想为他老兄找个奉母养老的好地方。

    这把算盘打得极精，哪知真如俗语所说的“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彭玉麟的复奏到京，大出李鸿章的意外，竟是痛劾李鸿章的至亲赵继元。

    赵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