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重重纠结的恩怨。当咸丰八年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中时，一切独断独行；一天骆秉章在签押房里看书，忽然听见辕门放铳，看辰光不是每天正午的“午时炮”，便问是怎么回事？听差告诉他：“左师爷拜折。”连上奏折他都不知道，湖南巡抚等于左宗棠在做；因而得了个外号，叫做“左都御史”。巡抚照例挂“右副都御史”衔，叫左宗棠为左都御史，意思是说他比“右副都御史”巡抚的权还要重。

    其时有个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湖北恩施人，声名不佳，有一次去见左宗棠，谈到永州的防务情形，樊燮一问三不知，而且礼貌上不大周到，左宗棠大为光火，当时甩了他一个大嘴巴，而且立即办了个奏稿，痛劾樊燮“贪纵不法，声名恶劣”，其中有“目不识丁”的考语，也不告诉骆秉章就发出去了。樊燮是否“贪纵不法”，犹待查明，但“目不识丁”何能当总兵官？当下先革职、后查办。这“目不识丁”四字，在樊燮心里，比烙铁烫出来的还要深刻，“解甲归田”以后，好在克扣下来的军饷很不少，当下延聘名师教他的独子读书，书房里“天地君亲师”的木牌旁边，贴一张梅红笺，写的就是“目不识丁”四字。他告诉他的儿子说：“左宗棠不过是个举人，就这么样的神气；你将来不中进士，不是我的儿子。”他这个儿子倒也很争气，后来不但中了进士，而且点了翰林，早年就是名士，此人就是樊增祥。

    一方面教子，一方面还要报仇”樊燮走门路，告到骆秉章的上司，两广总督官文那里，又派人进京，在都察院递呈鸣冤。官文为此案出奏，有一句很厉害的话，叫做“一官两印”，意思是说有两个人在做湖南巡抚。名器不可假人，而况是封疆大吏；这件事便很严重了。

    其时郭嵩焘是南书房翰林，他跟左宗棠的胞兄左宗棠植是儿女亲家，与左宗棠当然很熟，深知他才气过人，便跟同为南书房的翰林潘祖说：“左季高如果不在湖南，一定保不住；东南大局，不复可问。我跟他同乡，又是姻亲，不便进言，老兄何妨上个折子。”

    潘祖荫听他的话，果然上了上折子，铺叙他的功绩以后，作了个结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咸丰一看，为之动容，当即传旨问曾国藩，左宗棠是仍旧在湖南好呢？还是调到曾国藩大营中，以便尽其所长。曾国藩回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于是奉旨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左宗棠因祸得福，多亏得潘祖荫、郭嵩焘，但他对潘、郭的态度，大不相同。左宗棠除了“三节两寿”必送一份极厚的礼金以外，知道潘祖荫好收藏金石碑版，当陕甘总督时，凡是关中有新出土的碑，初拓本一定专差赍送潘祖荫，有时甚至连原碑都送到潘家。

    郭嵩焘是在洪杨平后，奉旨出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名瑞麟，与巡抚同驻广州；“督抚同城”，常不和睦，瑞麟贪而无能，但为内务府出身，有事可直接诉诸两宫太后，靠山很硬，所以郭嵩焘深受其掣肘之苦而无可如何。

    哪知处境本已很难的郭嵩焘，万想不到多年好友，且曾加以援手的左宗棠会跟他为难，为了协饷，除致函指责以外，且四次上奏折，指摘郭嵩焘，措施如何不然。郭、左失和的原因，有种种传说，流传最盛的一个说法是，当郭嵩焘放广东巡抚时，湘阴文庙忽产灵芝；郭嵩焘的胞弟郭焘写给老兄，以为是他开府的吉兆。左宗棠得知其事，大为不悦，说“文庙产灵芝，如果是吉兆，亦当应在我封爵一事上面，与郭家何干？”由此生了意见。

    其实，湘阴文庙产灵芝，是常有之事，左宗棠亦不致小气到连这种事都要争。真正的原因是，洪杨军兴以后，带兵大员，就地筹饷，真所谓“有土斯有财”。李鸿章最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始终霸住江苏，尤其是上海这个地盘不放；左宗棠却只得浙江一省，每苦不足，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