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见古应春的面，胡雪岩一吓跳，他人都瘦得落形了。“应春，你，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唉！”古应春长长地叹口气，“小爷叔，我的运气太坏！也怪我自己大意。”

    “你出了什么事？快告诉我。”

    “我要倾家荡产了。”古应春说：“都是听信了徐雨之的话。”

    这徐雨之是广东籍的富商，胡雪岩跟他也很熟。此人单名一个润字，人很能干，运气也很好，在上海一家洋行学生意，深得洋人的器重，从廿二岁开始与人合伙开钱庄，开丝号，开茶栈，无不大发利市。同治二年廿六岁，已经积银十来万，在江南粮台报捐员外郎，加捐花翎，俨然上海洋场上有名的绅士了。

    因此，同治十年得了个差使。那时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藩决定挑选幼童出洋留学；事先研究，这批幼童以在广东挑选为宜，因为美国的华侨绝大部分是广东人，广东风气开通，作父兄的固不以幼年子弟在万里重洋之外而不放心；而此辈幼童在美国常有乡音亲切的长辈去看他们，亦可以稍慰思乡之苦。

    由于徐润是上海“广东帮”商人的领袖，所以曾国藩把这个差使交了给他。徐润策划得很周到，挑选了一百二十个资质很不错的幼童，分四批出洋，每批三十人；第一批在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上船，由容闳带队，大部分是广东籍，广东籍中又以香山为最多，因为徐润就是香山人。

    当然，也有其他省份的人，但为数极少，只得五个，两个江苏、一个山东、一个福建、还有一个是徽州人，不过是广东招来的，这个十二岁、生在辛酉政变那一年的幼童，叫做詹天佑，他的父亲叫詹作屏，在福建船政局当机器匠，家眷寄居广州。詹天佑应募时，有人劝詹作屏让他的儿子学法律，学成回国，可以做官；但詹屏坚持他的儿子要学技艺，而且要学最新的技艺。

    第二批是在同治十二年五月放洋的，由徐润的亲家黄平甫领队。这回在挑选的官费生三十名以外，另有七名广东少年，由他们的家长自备资费，请黄平甫带到美国——风气到底大开了，已经有自费留学的了。

    第三批是在同治十三年八月间派遣。这回与以前不同的是，除了两个学技艺、一个学机器以外，其余的都念普通学校，年长的念“中馆”；年幼的念“小馆”，但所谓年长，亦不过十三岁，台广东香山的唐绍仪、江苏常州的朱宝奎；而最年幼的，至少也要十岁。

    第四批放洋在光绪元年九月，增加了十个名额，一共是四十名，这回一律念普通学校，到中学毕业，再视他们性之所近，决定学什么。同时外省籍的幼童也多了，但仍不脱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幼童放洋是曾国藩所创议，但他不及见第一批幼童放洋，同治十一年二月殁于任上；以后便由李鸿章支持这件事，徐润亦由此获得李鸿章的赏识，由北洋札委为招商局的会办，与盛宣怀同事。

    在这七八年中，徐润的事业蒸蒸日上，当然还远不及胡雪岩，但亦算是上海“夷场”上的殷商。

    胡雪岩跟他除了作善举以外，别无生意上的往来，而古应春因为原籍广东，又以跟洋商打交道时，常会聚在一起，所以跟徐润走得很近，也有好些合伙的事业，其中之一是做房地产生意。

    徐润的房地产很多，地皮有两千九百多亩，建成的洋房有五十一所，市房更多，不下两千间，照帐面上算，值到两百二十几万，但积压的资本太重，空地毫无收入，还要付税；市房则只是收租金，为数有限。于是，他有一个英国朋友，名叫顾林，此人在英国是个爵士，本人热心运动，交游很广，亦很懂生意经，他向徐润建议，彼此合作。

    顾林亦是古应春的朋友，因此，徐润邀他跟顾林一起谈合作，“我们组织一个大公司，投入资金，在空地上都盖起房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