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上，淮军周盛波的旧垒，屯驻操练，名为“新建陆军”，洋鼓洋号，壁垒一新，深为荣禄所欣赏。

    升任为直隶按察使的袁世凯开始在小站练兵，是光绪二十一年冬天的事，三年下来，卓然有成，因而为康有为所看中了。这年六月间，就派人到小站来活动，袁世凯装傻卖呆，根本不容说客有启齿的机会。这样到了七月里，新政展布，如火如荼，皇帝乾纲大振，新党气焰愈盛。最令朝中大老侧目的是两件事：七月十九，礼部主事王照专折参劾本部堂官怀塔布、许应弢等阻挠他的条陈，不愿代奏，结果礼部满汉尚书、左右侍郎，奉旨一律革职。京中各衙门的长官，称为“堂官”，部里满汉尚书、侍郎共是六员，通称“六堂”，这礼部六堂，尽皆革职，与光绪十年恭王以下的军机大臣，全班被逐，都是有清开国以来，史无前例的事。

    另一件是七月二十上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一切大政，都由“四京卿”拟议，发号施令，亦由四京卿拟上谕交内阁明发，或交兵部寄递各省。这等于皇帝另外组织了一个政府，原来的军机处，就象雍正七年以后的内阁一样，变成有名无实了。

    于是旧党，实在也就是后党，通过各种途径向在颐和园颐养的慈禧太后进言，非采取决绝的手段不可。而慈禧太后只是冷笑，一无表示。

    到了七月二十六，突然有一道电谕：“命直肃总督荣禄，传知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袁世凯是七月二十九到京的。

    这天，八月初五回天津，前后在京逗留了七天。

    “恭喜，恭喜！”荣禄一见面就道贺，“我已经看到八月初一的上谕了。”

    原来八月初一有上谕，嘉许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这不但使得袁世凯一跃而在一二品大员之列，并得专折奏事，直达天听。这是所谓“大用”的开始，非寻常升官可比，自然应该道贺。

    可是袁世凯知道，在这道上谕中，荣禄最重视的是“责成专办练兵事务”这句话，如今的兵权在荣禄手里，也就是在慈禧太后手里，而皇帝想假手于他夺太后的兵权，荣禄就必得为太后为他自己保护兵权。这道上谕一发，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后帝母子之间的冲突，已很少有调停的可能，而首当其冲的是自己，也是荣禄！

    局势如一桶火药，而药线在自己手里，一旦点燃，如何爆出一片锦绣前程，而不是炸得粉身碎骨？这个他从午前十一点钟上火车，一直到此刻，五个钟头的考虑而始终不能委决的大疑难，是到了必须作决定的时候了。

    事机急迫，无从考虑，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他平时信服实行的八字真言：见风使舵，随机应变。

    心里闪电似的在转着念头，口中还能作礼貌上的酬应，“这都是大帅的栽培。”说着，垂手请了个安，表示道谢。

    “不敢当，不敢当！皇上的特达之知，于我何干？”荣禄问道：“京里的天气怎么样？”

    此时而有这样一句最空泛的寒暄，大出袁世凯的意料。不过略想一想，不难明白，此正是荣禄存着戒心之故。自己不必作何有弦外之音的回答，老老实实回答最好。

    “到的那天下雨，这几天很好。不过早晚已大有秋意了。”

    “嘿，你住在那里？”

    “住在法华寺。”

    由此开始，荣禄接连不断地，只谈些毫不相干的闲话。这种深沉得不可测的态度，使袁世凯大起警惕，如果再这样敷衍下去，荣禄会怎么想？他一定是在心里说：这小子，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居心叵测，再不能信任了。

    这样一想，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