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张之洞当四川学政，特加识拔的门生。这两人由于湖南巡抚陈宝箴的特荐，与谭、林同被召见，加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此刻正在内廷当值。有此剧变发生，自无不知之理，亦无不飞函告变之理。

    果然，杨锐的儿子杨庆昶，气喘吁吁地赶了来，送来一封信，拆开一看，便是那道慈禧太后自即日起训政的上谕。

    “此局全输了！”谭嗣同惘惘然地对梁启超说：“卓如，我们四个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是奉旨‘参预新政’。太后训政，当然仍复其旧，谈不到新政，我亦就无事可办，闭门待死而已！不过，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亦是我辈的本分。卓如，你犯不着牺牲，不妨投日本公使馆，请伊藤博文打电报到他们上海领事馆，安排你出洋，留着有用之身，以图后起。

    如何？”

    这是个好主意。刚在前一天为皇帝召见的、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很同情中国的新政，当然会营救他出险。不过，“复生，你呢？”梁启超问。

    “我不能走！原因很多。最明白的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朝廷一定责成家父交人。你想，不肖能累及老亲吗？”

    “是！”梁启超肃然起敬地说，“复生！倘有不测，后死者必有以成公之志。”

    “正是这话！”谭嗣同欣然微笑，握着梁启超的手说：“吾任其易，公任其艰。”

    看到谭嗣同处生死之际，如此从容，梁启超反觉得迟徊不忍，是感情的浪掷。因此，庄容一揖，挺起胸来，大步而去。

    谭嗣同望着窗外，凝神片刻，由他的正在奉召来京陛见途中的父亲，想到此时不知如何在受慈禧太后折磨的皇帝，很快地作了一个打算。招手将侍立一旁，愁眉苦脸，不断搓着手的老仆谭桂唤到面前，有些要紧话嘱咐。

    “你先不要着急！”他先安慰谭桂，“着急无用。你记住，倘或我被捕，你不要去乱托人，于我不见得有好处，反而连累别人。你只去找王五爷好了，一切都听他的。”

    “是！”谭桂问道：“是先禀告老爷，还是瞒着老爷？”

    “瞒是瞒不住的，禀告也不必禀告。”谭嗣同说，“你先去通知王五爷一声，请他在家听我的信，千万不必来！别的话，等你回来再说。”

    等谭桂一走，谭嗣同立刻关紧房门，取出一盒上海九华堂笺纸铺买的信笺，仿照他父亲的笔迹，提笔写道：“字谕同儿知悉……”

    他是在伪造家书。用他父亲的语气，谆谆告诫，第一勤慎当差；第二不可多事；第三尊敬老辈。而再三致意的是，务必相机规谏，凡事请皇帝禀承慈训，示臣民以孝治天下，则天下无不治。他是怕他连累老父，预先为谭继洵留下免于“教子无方”的罪过的余地。

    这样的家书，一共伪造了三封，写完已经下午三点钟。朝中办事的规矩，黎明起始，近午即罢，那怕最忙的军机处，到了未时——下午一点，亦无不散值。这天情形虽然不同，但如有严旨，缇骑亦应到门，至今并无动静，大概不要紧了。

    他很想出门去打听打听消息，却又怕一走便有步军统领衙门的人来，那就不但惊惶骚扰，累及无辜，而且可能落个畏罪逃匿的名声，是他不甘承受的。这样一转念，不但不出门，反将房门大开，表示坦然。

    他单独住一个院子，平时门庭如市，访客不断，这时虽然房门洞开，却绝无人来。这倒也好！“偷得浮生半日闲”，他吟着这句诗，静静地收拾诗稿文件，都归在一个皮包里，思量着托一个可共肝胆的朋友收存。

    转眼天黑，谭桂也回来了，低声说道：“王五爷先不在家，他也是听得风声不好，找内务府的朋友打听消息去了。王五爷说：今晚上请大少爷不要出去，房门不要关，他回头来看大少爷。”

    “嗯，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