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去做他的幕僚。

    及至袁世凯放了山东巡抚，徐世昌打算加捐一个道员，指省分发山东，一到自然就能补实缺。但袁世凯的想法却又不同。

    “以我们的交情，山东的道缺，让你挑。不过，这一来你想爬到监司，还得有几年工夫，爬到监司，再想内转侍郎，外升巡抚，更不知是那年那月的事？你今年刚四十，来日方长，何不在翰林院养资格，一朝脱颖而出，必可大用。这是我的忠告，请你三思。”

    原来袁世凯自从放了巡抚，担当方面之任，知道自己的脚步已经站稳，可望继左宗棠、李鸿章、丁宝桢、张之洞、沈葆桢、刘坤一诸人之后，而成为举足重轻，为朝廷所倚重的名督抚。

    但论出身，袁世凯了解自己差得太多，将来幕府中必得多找些进士、翰林，一则装点门面；再则正途出身，凡事占便宜。所以为了自己，不愿糟蹋徐世昌的前程。

    想想也不错，徐世昌仍旧回京去当翰林。袁世凯又多方设法为他揄扬，甚至说动了张之洞，上奏保荐。他自己亦曾密保过，说徐世昌“识力清锐，志节清岩”，奉旨交军机处存记。辛丑回銮那年，袁世凯迎驾之时，又特地面保，所以慈禧太后在保定召见，问起直隶山东防军的情形，徐世昌的奏对，条理分明，大得赏识，调补为国子监司业，另外由袁世凯奏请特许，派任到新建陆军的京畿营务处。

    商部成立，尚书载振及左右侍郎之下，分设左右丞。右丞是庆王府的西席，也是翰林出身的唐文治，左丞由袁世凯推荐徐世昌充任。这是个三品的缺，由六品的国子监司业调补，算是异乎寻常的超擢。

    其实这也是个过渡，袁世凯早就打算好了。练兵处成立，奕劻挂名，徐世昌“管家”，以便从中操纵一切。而在徐世昌，开缺以内阁学士候补，充练兵处提调，阁学二品，虽为候补，一样可以戴红顶子了。

    三司的长官，都称为“正使”。军政司正使刘永庆，是袁世凯项城的小同乡，相从入韩，渊源甚深，所以被派为相当于营务处的这个差使。

    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学司正使王士珍，都是李鸿章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出身。段祺瑞学的是炮科，曾往德国，在有名的克虏伯炮厂实习过，与王士珍皆颇得留德习军事多年的荫昌所赏识。当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段、王以荫昌的推荐，分任炮兵、工兵的统带。“新建陆军”之能令荣禄刮目相看，段祺瑞、王士珍是很灌注了一番心血在上头的，因而成为袁世凯的心腹，积功升至道员。如今派任练兵处的差使，赏加正二品的“副都统”衔，顶子亦都红了。

    新命一下，弹官相庆，徐世昌更觉得意。同乡、同年纷纷设宴相贺，戴了簇新的红顶子与补褂赴宴，只是补子不是文二品的锦鸡，而是武二品的狮子。同座皆是文官，锦鸡、孔雀、雁、白鹇之类的文禽补子之中，夹一头张牙舞爪的狮子，真是既不类、又不伦，显得格外刺目，因而引起讪笑，搞得几乎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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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简派练兵处各项差使的上谕明发的第二天，日本公使内田康哉谒见奕劻，秘密告知，日俄为了朝鲜与东三省的利害冲突，谈判已将决裂，日本已开始备战。内田表示，日本对俄国的扩张，极力阻遏，亦是为了中国的安全。因此，一旦日俄开战，日本希望中国中立。

    接着，驻日公使杨枢亦有电报，说日本外相约见杨枢，所谈内容与内田所告，完全相同。奕劻大为焦急，倒不是怕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上开火，百姓大受池鱼之殃，而是怕他这两年积聚起来的私财不保。

    奕劻的贪名，早就传布在外，自从掌枢以后，越发无所忌惮。除了每个月由北洋公所送三万两银子供家用以外，另外还有公然需索的门包，三种名目，每个门包总计要七十二两银子。王府的下人，从“门政大爷”到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