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无胜日之望，日无续战之力的情势下，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双方议和的时机趋于成熟，因而世面调停。日本首先响应，俄国亦终于接受劝告，约定在美国的朴次茅斯举行和议。日本派全权代表是外务省大臣小村寿太郎，俄国则以总理大臣为全权，正就是那个玩弄李鸿章父子于股掌之上的威德。他一到美国就发表先声夺人的声明：“俄国所损失的，不过是殖民地，并不影响本国的安危。日本的要求，如于俄国国威有损，决不承认。”及至罗斯福亲自陪两国全权，乘“五月花”号游艇，到达朴次茅斯开议，威德又宣示俄皇的勅令：“不割寸土，不赔一卢布为坚持到底的原则。”因此，和议几度濒于破裂。

    在会议席上，威德咄咄逼人，小村忍不住出言讥刺：“听阁下的发言，仿佛是战胜者的代表。”威德立即回敬：“此间并无战胜者！因之，亦无战败者。”日俄朴次茅斯条约，确实证明了日本未胜，俄国未败，除了转让东三省的利益之外，俄国唯一的损失是以北纬五十度为界，割让库页岛南部与日本。但附带约定，两国不得妨碍宗谷海峡及鞑靼海峡的航行，日本亦不得在南库岛构筑任何军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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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俄酝酿谈和之时，从天津到南京城，冠盖往来，有好些大事正在发端。

    这些大事都属于新政。从辛丑回銮以来，花了三四年的工夫，慈禧太后才被说服，实行新政为奋发图强的不二法门。但新政经纬万端，有些可以不受局势的影响而逐步推行的，如广设学校、振兴商务等等，而有些经世立国的大计，非局势相当稳定，不能举办。

    如今日俄战争行将结束，东三省的收回，在美国的支持下，似更有把握。所以军机处、北洋大臣衙门、湖广总督衙门都大忙特忙，定方针、拟条陈、立计划，函电交驰，一些被有意、无意所搁置的大事，开始发动了。

    不过，在发动这些大事之先，估量前途，各有各的看法，也各有各的顾忌。袁世凯与张之洞的看法接近，实行新政，首须排除障碍，如王文韶在位，彻底废除科举则不可能，因而士林多观望之心，学校难期普遍设立。结果是王文韶被开去军机大臣的差使，而徐世昌因为瞿鸿玑对他的印象还不坏，在奕劻的力保之下，成了“打帘子军机”，在军机大臣中“学习行走”，并署理兵部左侍郎。

    另有些人，主要是一班亲贵及满汉之见甚深的人，对袁世凯的疑忌，日深一日，但有奕劻为他暗则撑腰，明则揄扬，动辄问说：“去了袁慰庭，谁能替他？尤其是练兵，更少不得此人！”这话很能塞人的口，想来想去，唯一的善策，是找一个可以接替袁世凯的人。当然，这个人要从旗人中去找。

    于是，日本士官第一期出身的铁良，得以脱颖而出。先由未任实缺的道员，一跃而为户部右侍郎，上年四月转任兵部左侍郎，不久便奉到密旨，在自京至江苏各省中，清查库藏及武备。此行历时半年，经过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六省，所至之处，盘查藩库，校阅营伍，附带考查炮台、水师及武备学堂，回京复命时，上了一个数万言的奏折，细陈各省军队的实况，从慈禧太后到兵部的司官，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拖沓琐碎的奏折看完，但有这样一个印象：铁良办事很认真。

    此外，对于各省的收支，亦有详细奏报，且有整顿税收的建议。最有关系的是，奏请两湖设在宜昌的土膏税捐局，改组为两湖、两广、江苏、江西、安徽、福建的八省土膏总局，征收土产、鸦片的统捐，“一税之外，听其所之”，如非“落地销售”，不另征税。较之以前的厘金，逢关过卡，节节抽收，轻得太多。税轻则私减，税收必可大增。练兵处奏定，各省只照未设土膏总局以前的额数提拨，溢收之数，专案存贮，作为练兵之用。

    因此，铁良又予亲贵一个印象：不但知兵，亦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