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位要分两次来搬，才不落痕迹。”

    袁世凯的办法是，周馥跟端方上下家对调，第二次搬位时，端方不动，其余三家转个圈，岑春煊去云贵，丁振铎去闽浙，周馥去两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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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载沣主持的会议，只召集了两次，便已定局，奏准两宫，即时颁发上谕。照例用“钦奉懿旨”开头，铺叙慈禧太后深体民心的功德。第一段是由祖宗的规制，谈到立宪乃是自强之道，说是“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平治之望，是以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敌，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

    第二段入于正题，决定立宪，而以改官制入手。“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析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无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岔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

    只隔得一天，派定“更定官制”的“编纂”人员，以镇国公载泽为首，以次是东阁大学士世续，体仁阁大学士那桐，协办大臣荣庆，商务尚书载振，吏部尚书奎俊，户部尚书铁良、张百熙，礼部尚书戴鸿慈，刑部尚书戴宝华，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工部尚书陆润庠，左都御史寿耆。部院堂官中独缺兵部，却补上一个北洋大臣袁世凯，意思便是当他兵部尚书了。

    同时又规定两江、湖广、陕甘、四川、闽浙、两广诸督，“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而“总司核定”之责者，派了庆亲王奕劻、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玑。

    看了这道上谕，袁世凯心里不免抑郁，尽管北洋权重，到了京里却只能陪部院大臣末座，与“总司核定”的瞿鸿玑一比，更觉见绌。不过，他也有值得安慰之处，第一是端方与周馥对调的上谕，已见明发，排岑的计划，初步实现了。其次“编纂官制局”的提调，照他所提名，派的是孙宝琦与杨士琦。他的随员张一麟、金邦平，还有他所欣赏的曹汝霖，都被派为“编纂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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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纂官制局”设在海淀的朗润园。头一次集会，由载泽主持，先议办事章程，提调已拟了个说帖。分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先议中央，后议地方。载泽念完了这个说帖，环视问说：“诸公有意见，请提出来！”

    类此会议，照例以官位大小，定发言先后，世续对“立宪”不但不感兴趣，亦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用鼻烟壶指一指那桐说：“琴轩，你说一点儿什么吧？”

    那桐要说的话却不止“一点儿”。前一天在庆亲王府密议，已商定了策略，由他来对付载泽，所以此时从容不迫地说：“立宪是所谓‘三权分立’，不过，立法在目前还谈不到，所以我主张只分‘司法’、‘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