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善耆照应，得以闻风脱走，与康有为同船逃到日本。前两年方始悄悄回国，化名“赵先生”隐居昌平、保定等地，不过经常溜到京城，以肃王府为居停，作善耆的谋主。

    这时把王照请了来，善耆便将政闻社行将奉旨解散的决定，告诉了他，向他问计，应该如何预作布置？

    王照与康有为由患难之交搞成水火不容，肇因于康有为露了以保皇为沽名图利之计的狐狸尾巴，在日本动辄向人说，他奉了皇帝的“衣带诏”，命他起兵“勤王”。起兵要粮要饷，借此便可募捐筹款。有人以此求证于王照，他自然不肯替康有为圆谎，因而结成冤家。不过，王照对梁启超是颇有好感的，所以劝善耆应该设法保存政闻社。

    “既然勒令解散，想来下一步就是查拿了。这个责任自然落在民政部，那时候王爷可就为难了。”

    “说得是！”善耆憬然有悟，“事不宜迟，教他们快走吧！此刻老赵怕还不知道这件事，等他一知道，布下罗网，那可要大糟其糕。”

    老赵是指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谁都知道他是袁世凯的鹰犬，掌握着民政部属下的密探。王照心想，这赵秉钧自题别号叫“智庵”，阴险多计，一奉解散政闻社的上谕，必定秉承袁世凯的意旨，小题大作，株连无辜，只怕各省请愿代表都会遭殃，因此决定亲自出去一趟。

    “王爷，我看这件事得我去料理。”他说，“别人去，话说不清楚，不了解事机之险，会误大事。”

    “你去自然最好。不过，怕显眼！”

    “不碍，我会化装。我还得跟王爷要点东西。”

    “什么？”善耆问：“钱？”

    “钱倒不要，要南下的火车票，只要三等、四等，多多益善。”

    “那容易！”

    善耆随即派人到前门车站买了一百张京汉铁路的火车票，派人保护化了装的王照，到前门外东河沿、大栅栏、八大胡同走了一遍，直到午夜方回。

    第二天果然下了上谕：“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羽，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复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

    赵秉钧一看有“严拿惩办”的字样，随即下令，遇有谈论国事，鼓吹立宪而行迹可疑的陌生人，先逮捕了再说。可惜，他晚了一步，汤觉顿与各省请愿代表，都在这天上午，拿着王照所送的车票，上了南下的火车，即有少数逗留在京的，亦以接到警告，及早躲到亲友那里，深居简出，噤若寒蝉，赵秉钧的部下一无所获。不过，大老们的耳根倒是清净了，因为各省请愿之事，就此无疾而终。

    话虽如此，应该交代的表面文章，仍旧密锣紧鼓地在赶工，八月初一那天，终于颁发了一道煌煌上谕，明定筹备立宪期限为九年，也就是在光绪四十二年颁发宪法。同时在这道上谕中，公布了“宪法大纲”、“选举法要领”，以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宪法大纲中首列“君上大权”，共计十三款。第一款：“大清皇帝统制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款：“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此外，立法、召集会议、用人、军事、外交、财政诸大权，统归君上，不受干涉。唯一有些微宪法意味的一款是：“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纷歧”

    尽管归政于民，有名无实，但毕竟立宪有了期限，当国的大老可以松一口气了。尤其是慈禧太后，真有如释重负之感，因而兴致显得特别好。宫眷的情绪完全视“老佛爷”的喜怒爱憎为转移，兼以时入仲秋，桔绿橙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