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王亚南说：“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今天的中国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

    周恩来在外交上显现出极大的天分。有一次，一位美国记者问周恩来：“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马路’呢？”周恩来回答：“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叫‘马路’。”美国人又问：“在美国，人们都是抬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都低着头走路？”周恩来答道：“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要低着头。”

    20世纪60年代初，章诒和与母亲李健生在莫斯科餐厅吃西餐的时候，遇见聂绀弩，其时餐厅的服务员都神气得很，催她们上菜，带搭不理的，还从眼角看人。聂生气了，对章两人说：“什么叫养尊处优？还用查字典吗？她们的脸就是注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养尊处优。”在等着上菜的时候，李健生问聂的工作情况。聂说：“眼下的工作单位好极了。”李问：“好在哪儿？”聂回答说：“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仪）在一起了，你说这个单位（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还不好？”

    反右后，章伯钧跟储安平聊天，因为“我们都被隔离于社会，想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思想现象已经没有了基本条件。”他跟储说：“我现在只能读读老杜。杜诗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种。看来，‘少读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接着又说：“我这里搜集了许多版本不错的英国诗集，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诗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图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还我。诗可读，也可译。”储安平摇头，说：“英国诗歌的高贵优美之处，在于常伴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和深谙世道的智力。比如，谁也没有见到汉姆莱特父亲的亡灵，但谁都相信这个丹麦王子的悲哀。从前读来，是受其熏染，现在读来，情何以堪？”

    陈寅恪在抗战时写给劳干、陈述的信中说：“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谓国亡有期而汗青无日矣。”到了60年代，中共高级干部胡乔木、陶铸拜访陈，陈谈到自己的书稿难于问世，发牢骚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赶紧劝慰道：“出版有期，盖棺尚远。”

    林昭身陷囹囿，其同学张元勋冒充未婚夫探监，林昭同样机智回答狱方，事成。会面时，林昭揭示说：“我们这里还叫‘政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听见朱先生说过人变成了‘政府’！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林毫不顾忌在场之“政府”，她高声说：“这帮东西怎么能是政府呢？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呢？”

    林彪仓促“叛逃”，其乘坐飞机被空军雷达发现，空军司令吴法宪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拦截，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文革”后期，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四名教授进江青组织的“梁效”写作班子，舒芜作《四皓新咏》：“一、贞元三策记当年，又见西宫侍讲道。莫信批儒反戈击，栖栖南子是心传。二、诗人盲目尔盲心，白首终惭鲁迅箴，一卷离骚进天后，翻成一曲雨铃霖。三、射影含沙骂孔丘，谤书筦钥护奸谋，先生熟读隋唐史，本纪何曾记武周？四、进讲唐诗侍黛螺，北京重唱老情歌，义山未脱挦扯厄，拉入申韩更奈何！”

    1979年，当张志新的名字出现在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种媒体之中时，整个社会震惊了！无数双善良的眼睛面对张志新美丽的眸子流下了泪水，一时间，人们用泪水写下的诗歌传诵在中国大地：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韩瀚：《重量》）

    “一枝无产阶级专政牌号的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