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曹聚仁曾做过战地记者。有一次，他因追赶队伍，途径皖南小镇深渡。当时，小镇没有旅馆，只有饭铺。曹聚仁想找一个房间，店伙说楼上有一个房间，不过，要和别的房客伙住，因住房紧张，曹聚仁只能将就。“哪知房中有两张床，右边那张床，住着中年妇女，带着一位十六岁少女。……到了半夜，那妇人一定要她女儿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声不响，真的睡到我的身边来了。也就胡里胡涂成其好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欠了饭店六块大洋，身边又没一文钱，只好听店伙的安排，走这么一条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便替她俩付了房钱，叫了一辆独轮车，送她俩上路，还送了十块钱。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曹晚年回忆此事时说，“希望读者不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临别时，那妇人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来是腥红血迹的白手帕，我当然明白是什么了。在战时，如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中所写的，一位手拿两只面包凫水过河去的德军，彼岸的法国少女便投向他的怀中来了。所以，吃饱了饭的道学家，在边上说说风凉话，实在太可笑了呢！”

    周作人懂日本文化，曾有日本人到北大讲中日文化合作，周跟日本人说：“谈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没有看见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见他们的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那里有文化，只有武化。”抗战的时候，周留在北平，蒋梦麟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周果然没有走，后来因汉奸罪被关押在南京。蒋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有一次，周作人托朋友带信，说法庭要蒋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蒋有没有这件事？蒋回信证明确有其事。

    1948年初，台大中文系主任许寿裳被暗杀后，魏建功、李霁野、李何林先后辞职返回大陆。台静农独留了下来，他说：“实在是因为家眷太多，北方天气冷，光是一人一件过冬的棉衣就开销不起，台湾天气暖和，这一项开销就省下来了。”

    “九一八”事件后，中国有了亡国的危险。在多事之秋，以生存为第一目标的阎锡山，周旋在日本、中共和国民政府三方之间。他说：“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不愿离开经营多年的山西，几乎成了他的原则。到国共大打出手，1949年太原破城前，美国人陈纳德传话愿接阎锡山脱险，阎说：“不死太原，等于形骸，有何用处！”阎锡山最终丢弃了太原这一命根子，但如他说：“东山的土地爷到西山就不灵了。”

    云南起义前夕，卢汉派杨文清去游说张群：“起义是云南人民的强烈愿望，我们是顺应民意弃暗投明而起义的，希望张先生和我们一致行动。”张群答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所作所为，连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作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让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后也不再做什么事，到海外做个寓公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