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来拉羊粪。我父亲感到这是一种耻辱，我父亲有时一天也不吭声，他觉得自己不会下做到主动和国民党的营长和一个曾当过美国人俘虏的人讲话。

    另外两个人自然也不敢和我父亲随便搭讪，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怎么敢随便在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军人面前造次。

    父亲想不通一个将军是指挥千军万马重要，还是拉粪种麦子重要。父亲想不通就用劳动折磨自己，有时往返一趟他也不歇一口气，刘大川和胡麻子也不敢提出歇一歇，跟在后面呼哧呼哧地喘气，汗水粘在棉衣上粘粘的潮潮的，两个人吃力地推着满载羊粪的独轮车，抬起头就能看见我父亲光着的脊梁上流出的一串串汗珠，汗珠遇到了那些醒目的疤痕，颤抖着停顿一下，就落到了脚下的石头上。

    两个人看到这一切时，心里就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哆嗦，两个人敬畏的不完全是我父亲的官职，其实官职再大，现在你不也是得拉手粪吗，拉羊粪的和推羊粪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父亲那一身的伤疤，是伤疤和伤疤之间的一种区别，他们望着那一身伤疤不能不对我父亲另眼看待，伤疤是一种敬畏和威慑。

    春季这段日子送粪很重要，贫脊的戈壁滩上硬是开垦出一块有土地的田地本身就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是没有羊粪作保证，麦子就不会得到很好的发育，没有麦子，一农场的人又吃什么?农场的最高指挥官柴营长亲自督战，他奔波于各个独轮车之间，做着往返次数的登记，并不时地做一些精神鼓励。

    柴营长捏着小本就说：“王五，加油哇，你这么好的身体不多于两趟?”

    有时，大半天下来，我父亲这一组已经比别的组多拉了两趟羊粪了。有一段时间，柴营长一直不敢和我父亲正面接触，那是一种官职上的悬殊。抗美援朝时，柴营长才只是一个排长，那时我父亲就已经是师长了。我父亲沉甸甸的档案就在柴营长的办公室里锁着，他翻过我父亲的档案，每看一篇他就吓出一身冷汗。柴营长也弄不明白，一个军区的副参谋长为什么那么不冷静参加到那次震惊中央的武斗中去。

    他看见父亲光着脊背又一次出现在麦地里时，终于忍不住走过来，抓过腰上的一条白毛巾递到我父亲面前，他不敢正视我父亲赤裸的身体，只望着父亲的脚说：“老钟，你们已经比别人多拉两趟了，歇歇吧。”

    我父亲不说话，他也不去接柴营长递过来的白毛巾，拉出自己后腰上的，胡乱地抹一把，又塞到腰间。

    柴营长抬头看了看汗流满面的刘大川和胡麻子，冲两个人挥了挥手，那两个人就走远了一些。柴营长望着我父亲那张没有表情的脸说：

    “钟师长，是不是给你换一下工作?”在以后的日子里，柴营长和父亲单独接触时，柴营长一直这么称呼我父亲，他觉得这样亲切。

    我父亲望着麦地里已经运来的一堆堆羊粪说：“我挺好，这活我能干。”

    柴营长便不再说什么了，无声地叹口气，丢下一句：

    “你多保重，师长。”便走了。

    我父亲是硬撑着干这活，他身上那么多的伤，还有不少弹片留在身体里，他嘴上说自己行，可回到家里，他便一头歪在床上，再也起不来。

    这时母亲就端来早就烧好的热水，姐姐媛朝拿来毛巾，母亲脱掉父亲的鞋，脱去父亲沾满灰尘的棉袄，用毛巾一遍遍去擦我父亲的身体。这时姐姐媛朝就退出去。母亲一边擦父亲的身上，一边哭，泪水就扑哒扑哒地掉在父亲满是伤疤的身上，这时父亲仍不睁眼，他已经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母亲这时放下毛巾伏下身，痴痴地望着父亲身体的每一个角落，然后把脸埋下去，去吻父亲的身体，包括那些伤疤。母亲一边吻父亲一边流泪。她想到了自从跟随父亲的日日月月的每一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