粒田征税，在这件事上，金学曾可是立了头功啊。”

    赵谦对周显谟的话不加反驳，却恨恨说道：“金学曾这个人，为人太刻薄，咱荆州城中的官员，没有几个人喜欢他。”

    “正因为如此，你就不应该得罪他，”周显谟颇为关切的规劝道，“他如今正在势头上，你同他斗，岂不是自求祸事?”

    赵谦不服气，咕哝道：“咱听说，京城的皇帝国戚，反对子粒田征税的不在少数。这件事是金学曾挑起来的，该有多少人恨他。”

    “这话不假，势豪大户恨的岂只是金学曾，连首辅本人以及户部刑部堂官，都成了这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说到这里，周显谟压低声音问道，“前不久，京城里出现了一幅谤画，你知道么?”

    “什么谤画?不知道。”

    “咱也是从京城同年的来信中得知，”周显谟接着把谤画事件大致述说一遍，又道，“首辅为天下理财，力除其弊，本也无可厚非，然左右方面大臣，摭事过急，谋利诛求未厌，以致得罪势豪大户簪缨之族，孟子日‘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当今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如此与百方作对，新政岂能持久?你赵大人在这种时候就收税事告讦金学曾，乃是没有审时度势，没有看清楚这个金学曾，实际上是首辅大人的一只马前卒。”

    周显谟这席话已是说得相当露骨，赵谦咂摸了半天，既品出了痛苦，也品出了欢忻。紧张的心情忽然一下子松弛了很多，他笑道：

    “周大人说了许多，归结起来就一句话，要下官识时务者为俊杰。”

    “赵大人是明白人，”周显谟颔首答道，“你若是想和金学曾和解，本官可以撮合。”

    “多谢周大人好意，此事容下官三思而行。”赵谦说着，起身朝周显谟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又道，“料想作陪的官员都已到齐，请周大人赏脸人席。”